超时劳动亟待规范

　　超时劳动亟待规范

　　“我给你们反映的问题能不能答复？这次大接访是不是搞形式？”面对执法执纪组接待人员，一个姓燕的青年坦率质疑。

　　燕先生是一个特殊的“上访者”。他住了五六年监，去年已经刑满释放，“来这里就

是想说说心里话”。

　　燕先生曾在巩义监狱服刑，他反映那里工作超时严重，“有一年多没有在夜里两点前睡过觉。一月吃不到一两油，四个月后，腿就浮肿了。生病了很难请假休息，有的人几年没有休息过一天，活干不完还要罚钱。”

　　周殿才政委听说这件事后严肃地说：“超时劳动是不允许的，省局三令五申，专门下发文件禁止超时劳动，省局一直在抓，查实后一定处理。他反映了监狱执法工作的一些问题，是应该引起重视的，也会促进我们加强管理，改进工作。”

　　“现在监狱系统正在搞监企分开，要规范运行，从煤矿等一些劳动强度高、危险的行业中撤出，让犯人干些技术活，学到一技之长，真正做到让犯人劳动改造，而不是去靠劳动挣钱。”

　　罪犯需要更多关怀

　　尽管有着充分的思想准备，在接访中服刑人员的权益保护成为真正的热点，反映的问题还是让监狱管理局感受到了挑战。

　　安阳市文峰区的马宏昆是坐在轮椅上被人推到大接访的现场，他说：“我不是来告状的，是来要求保障自己的生活。我下肢残废，大小便失禁，为了能来这儿，我已经两天没敢吃饭了。”

　　马宏昆说，他从1994年5月到新乡监狱服刑，2000年10月在监狱中因伤致残，无法正常生活，被鉴定为四级伤残。他认为自己应该是一级伤残，要求重新认定伤残级别。

　　接访警察介绍，马宏昆在扒房时严重违反劳动作业章程,造成高位截瘫，后认定四级伤残。按照规定,四级伤残要赔偿4000元，但是考虑到他家庭困难,监狱赔付了两万元。申请人现在已出狱，重新确定伤残等级标准需要重新鉴定，这应该到当地民政部门和劳动部门。

　　马宏昆是在劳动中受伤，而崔新圈却是被同监狱的犯人打成残疾。

　　“我们一家没法活了！”崔新圈的母亲没说几句就哭了起来。崔新圈大声地呜哇，愤怒地用手比画着，他不能清楚发音。

　　崔新圈，2003年被判刑到焦作少年管教所(原为少管所，后改为改造成年犯人的监狱)服刑。2004年9月11日，在填写改造

　　崔的母亲认为人在管教所被毒打一两个小时，没有人及时制止，后来又没有受到及时救治，管教所负有责任，要求赔偿26万元。

　　接访警察告诉母子俩先到焦作少管所要求处理，如果一个月之内对方不答复，再来反映。同时他表示，将汇总核实情况后，批复到焦作少管所。

　　接访现场接待十余批要求维护自己权益的人员，有一部分是伤残人员，坐着轮椅、拄着拐杖来的。“对于如何保障他们的权益，到哪些部门，走什么样的程序，涉及面很广，不好界定，也远非监狱管理局能够独立解决。”一位律师如是评价。服刑人员的权益保障，看来任重道远。

　　接访须有长效机制

　　相对于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系统大接访的“热闹”场面，这次监狱机关执法大接访“冷清”了很多。

　　专业人士认为，监狱机关有其特殊性，自由裁量权小，社会接触面小，参加这次大接访的主要是服刑人员家人和刑满释放人员。

　　罪犯在监狱就有举报箱等申诉举报的途径，管理机关印制发放了几万份狱务公开手册，提高了执法工作的透明度，比如，减刑必须三公开，让犯人都知情，将一些问题在基层就解决。河南省监狱系统建立了网站投诉平台，还开通了短信互动平台，咨询和信访举报热线电话一直开通，由刑罚执行处和纪委专门负责接待处理。

　　郑州大学刑法教研室刘德法教授认为，监狱系统在民众当中始终认为是不公开的地方，司法公开有利于打破刑罚行为的神秘性，促进执法机关的阳光作业。“这个举措值得称道，可以让社会民众了解犯人在羁押场所的生活和工作，知道监狱是全面改造罪犯，主要是通过劳动来洗刷犯人的心灵，而非虐待罪犯的地方。”

　　“罪犯在监狱的劳动改造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的参与，监狱管理程序的公开化，比如内部管理、审批程序和相关规定的公开，保证与外界的沟通渠道畅通，让犯人亲属知道监狱内的有关规定，亲属的配合对监狱内的罪犯改造很重要。”

　　同时，民众有了这个渠道，可以反映对监狱机关干警工作的看法和意见，有利于提高干警自身的素质。从这个角度来说，大接访这个行动值得肯定。

　　“犯人也是人，在某种程度上讲，犯人是弱势群体，也需要关怀，这有利于他们日后回归社会。”刘德法教授认为，“中国政法工作的生命线在于专门机关与人民群众相结合，这是一个良好的传统。大接访是在恢复这种优良传统，这是一个社会工程。如果能够将监督和沟通日常化将更有意义。”( 版权声明:任何媒体转载该条新闻,须注名来源《民主与法制时报》,否则追究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