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法官判决民告官案后遭免职 上诉12年平反

王亚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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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年艰辛维权，王亚光的努力终于有了结果

　　12年前，富平县法院法官王亚光第一次进京上访，在嘈杂的人群中，他的大盖帽和那身笔挺的法官服显得格外醒目，有人忍不住问：“法官也上访？”

　　这之后，“免职、旷工扣发工资、公务员考评不称职、待岗”一股脑儿跟来，12年来

，王亚光承受着身体上、精神上、经济上的巨大压力。2006年11月中旬，法院下发“红头文件”为已56岁的他“平反”：他并未违背审委会决议制作判决书。

　　回想这12年，王亚光觉得既可悲又可笑，作为一名法官，他竟然花费了那么长时间，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样得来的正义和公平，代价是不是太高了？

　　12年后的“平反”

　　11月7日，西安市北郊一小区，王亚光正在看书，电话响了，是富平县法院办公室打来的。

　　“老王，文件下来了……”对方说的文件，便是王亚光奔波上访，力讨“说法”的结果。

　　王亚光表情平静，寒暄几句便挂断了，继续看书。

　　富平县农民段民朝一口气打了十几个电话，“老王的事解决了。”他是陕西九届

　　相隔不远的富平县法院像往常一样忙碌，文件已发至各部门。

　　数日后，王亚光一回到富平法院，便直奔院办拿文件。文件名是《关于王亚光同志上访申诉问题的调查处理决定》，他逐字查看。“调查认定的事实”一栏里，一段文字他格外注意———

　　“我院党组认为，既然王亚光同志承办的案件‘总体上都是正确的’，且办案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得当，不存在‘违背审委会决议制作判决书’的问题。”

　　离岗在家一年的王亚光的眼眶湿润了。为了这一段文字，他赔上了整整12年光阴。

　　他跑到朱继耕家，两个大男人抱头痛哭。“终于见到阳光了”，原本容易的事情却走得太艰难。

　　毕业于西北政法学院（现西北政法大学）的王亚光，1988年分配到富平法院工作，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1994年，一起简单的行政诉讼案中，他被指认违背审委会决议制作判决书，从此背上了“抗上”的黑锅。当年，他开始进京“告状”，紧接着，免职、旷工扣发工资、

　　从第一次进京告状到“平反”，这名基层法官和所在法院的较量长达12年。

　　祸起“民告官”

　　改变王亚光命运的是一起简单的行政诉讼案，“民胜官败”。

　　案情是：1993年，富平县王某想在单位临街空闲地建房，经单位同意后报县城建局审批。城建局收取50元管理费后，王某动工建房。同年7月，县乡镇企业局因建楼需要占王某建房的地皮，经协商，答应补偿王某7000元。因未收到补偿款，王某拒绝拆房，城建局出面协商未果，便以“违章建筑”为名强行将王某所建之房拆除。王某不服起诉。

　　1994年春，该案开庭后经合议庭认为：原告房屋没办理相关手续，属违章建筑；被告收取了原告50元的管理费，应视为同意原告建房。因此，被告应负主要责任。

　　作为主审法官的王亚光将合议庭的意见提交审委会研究，没想到审委会的决议和合议庭的判决意见差异极大。

　　“被告应赔偿原告建材损失由2837.60元改为400元，诉讼费原告负担100元，被告负担300元，改为各半负担。”看过审委会决议，王亚光有些气愤：该决议对被告城建局的倾向性显而易见。

　　当时的富平法院副院长、审委会成员之一孙金才说，这个决议是审委会研究讨论通过的。

　　不过，王亚光还是按审委会决议印制了判决书，只不过文字表述不同，“我按规范书写了判决书条文。”

　　宣判后，双方都不服。

　　王亚光没想到自己会因此惹上麻烦。

　　违背审委会决议被免职

　　突然的“反击”让王亚光莫名其妙。4月28日，法院召开全体干警大会，包括基层法庭在内的100余人挤满了狭小的会议室。王亚光坐在后排，会议快结束时，他去厕所回来时，旁边一同事小声告诉他：“你被通报批评了，说你违背审委会决议制作判决书。”

　　“什么，我改判决书？”王亚光莫名其妙。

　　会议后，他去找当时的富平法院院长加森有问个明白，被告知“如果写检查，只发书面通报批评；不写检查，则在通报批评同时，免去助理审判员职务。”

　　“我到底错在哪儿了，规范书写判决书难道有错？”他不明白。然而，他的辩驳并未得到院领导的认同。加森有在随后一次大会上强调，“这是我到富平县5年来发现的第一起违反审判纪律的行为，要严肃处理，给予处分。”

　　果然，5月，一份长达8页“关于王亚光同志部分违背审委会决定制作判决书的通报”出台。“通报”中用“纯属强词夺理”、“狡辩”、“欲盖弥彰”、“色厉内荏”等词汇形容王亚光，指责其“把残缺不全的审委会记录当护身符”，“这一问题的发生，是完全出于故意而并非过失；是政治素质而不是业务水平问题。不承认错误，其本身就是一个错误，而且是一个不能原谅和宽容的错误。”

　　看到“通报”文件，原司法局局长张忠林吓了一跳，“简直是一份‘声讨檄文’，对自己同志的错误最起码应该理性嘛。”

　　王亚光的助理审判员职务被免。

　　“通报是党组研究定的，从字面上看，判决书和审委会决定不一样，但大意没变。”原富平法院副院长孙金才认为，是最后一条文字表述上差异较大，审委会决定是“受理费四百元，各半负担”，而王亚光写成了“诉讼费四百元，原、被告各半负担”。

　　宣判后，有意思的是，虽然城建局败诉不服，但未上诉，反而是原告认为法院判得太轻提起上诉。

　　渭南市中院将案子发回富平法院重新审理。二审中，城建局突然改变态度，给原告王某5000余元“补偿”，原告撤诉，该案了结。

　　“法官也上访？”

　　王亚光请假，院长加森有不批。他索性写了6份请假条，院领导每人留一份，转身便走，去北京上访。

　　1994年11月，北京飘起了鹅毛大雪。王亚光一手提着方便面，一只手拿着装有能够证明自己清白的文件包，挤进最高人民法院信访室。

　　这是他第一次进京上访，此前，他曾向渭南市中院、省高院申诉，均没有结果。他明白，一个人如果不是迫不得已，绝不会走上访这条路，更何况是一个头戴国徽、肩顶天平的法官。此刻，挤在嘈杂的人群里，心情略显沉重。

　　王亚光的大盖帽和那身笔挺的法官服和那些上访的老百姓完全不同，人们好奇地看着他，一个山东来的中年男子忍不住问：“法官也上访？”

　　“是！”“为啥？”……

　　王亚光一遍又一遍地解释上访的理由。在这些人眼里，法官“告状”，简直是奇闻。出于这种特殊的“同情”，王亚光结识了不少朋友，他们得知他是为了一个“民告官”的案子上访的，都很诧异。

　　王亚光住在最高人民法院第二招待所。那是一个地下招待所，每天三十多块钱，又可以在招待所的灶上吃饭。王亚光并没多少钱，他和爱人每月都四五百块钱的工资，还要供养一个孩子，如果不上访，日子可以过得舒舒服服。但是，每次来北京，花费少则3000元，多则4000元，王亚光无奈因上访而举债。

　　“上访的人必须承受身体上、精神上、经济上的巨大压力，缺任何一个，都难以支撑下来。”

　　“他那人太拗！”每次上访前，王亚光都要到老同学朱继耕那里坐坐，说说自己的想法。起初，朱继耕挺支持的，可后来，也觉得他对不起老婆孩子，“我劝他算了，他不听！”

　　王亚光的妻子赵杰倍感压抑，自上访开始，丈夫没给家里拿过一分钱，孩子学习成绩直线下降，赵杰一提起此事便眼泪汪汪，“还是算了吧，你斗得过人家！”甚至托人给他在西安重新联系了份工作，劝他离开那个是非之地。

　　但王亚光执意不肯，“一个不公正的东西，比如说判决书，不光是损害了你的合法权益，实际上也是对法律公信力的损害，是对人民法院形象的损害。我在维护我的合法权益的同时，也在维护法律的尊严。”

　　他给妻子讲大道理，但自己的心在隐隐作痛。

　　上访最激烈的时候，他采用了过激的做法，找来一块白布，写上“法官告状”四个大字，穿上法官服站在中纪委门口。结果，被误认为“闹事”带到了派出所问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