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高院早已认定王亚光正确

王亚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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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高院早已认定王亚光正确

　　其实，早在第一次上访，最高人民法院便批示省高院查处并报告结果。省高院经审查认为，承办人（王亚光）对案件的审理总体上是正确的，富平县法院对王亚光免职、通报是错误的，应予以纠正。

　　事情至此，本该有一个了结。然而，落实到富平法院执行的时候，却迟迟执行不下来。

　　上访并没有改善他的状况。1996年3月和1999年2月，院党组两次研究决定：王亚光请假未批，自行离岗上访视为“旷工”，扣发其旷工期间的工资。

　　“我上访申诉，都在保证年度任务完成的前提下进行的，并且每次都有请假，为何认定我旷工，扣我工资？”王亚光申辩，但他的复议申请却一直未予答复。一气之下，他拒领工资，“领了，就说不清楚了。”

　　“将王亚光离岗上访视为旷工，并扣发其工资，是迫于院主要领导的压力。”在后来的调查中，原党组成员一致解释。

　　“经常请假，到处告状，闹得人心惶惶！我要是领导，我也觉得不满！”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说，他觉得扣发工资是对的。而院里，针对王亚光的行为争议颇多。

　　后来，有人找他谈话，只要认识错误，即可恢复审判职务，可王亚光“死不认错”，“我到底错在哪儿了，至今我不知道自己究竟什么地方错了！”

　　事情出现180度的大转弯，省高院1994年的调查结果又被否决了。在法院的办公室，一次极为不快的谈话在进行。坐着纪检组的几位同志，院里的几个领导在办公室坐着。王亚光夹着两本书走进来，一本是最高法院印制的《法律文书式样》和高等政法院校教材《司法文书写作教程》。

　　“老王，要给我们上课啊！”一位院领导开玩笑。

　　“审委会没有明确返还砖瓦的数字，而判决书明确了砖瓦的数字。”纪检组的同志突然质疑。

　　“判决书为了使‘返还现存建筑材料’这一审委会决定更具体、明确，更符合司法文书规范，保持原则一致，有什么错？”王亚光翻出两本书的具体内容给他们看。

　　谈话再一次陷入僵局。而后，一连串的“灾难”接踵而来，先是公务员考评暂挂不定；接着，富平县法院实施“庭审和干警双向选择”，王亚光“下岗”了，全院100多人，仅他一人“待岗培训”。

　　“他的事情太多，没人敢要了。”法院一工作人员回忆。

　　王亚光绝望了，他再次来到中纪委信访室，拿出水杯，接了水，拿出一把安眠药准备往嘴里塞，一旁的上访者见状，连忙夺了过去……

　　新闻中的两名富平“法官”

　　2001年，王亚光没有想到，自己竟然和法院另外一名女“法官”成了富平县众人皆知的“明星”。

　　当年的2月22日，《人民日报》刊发了《依法办案何罪之有》一文。“编者的话”一栏里写道：“坚持依法办案，这是法律赋予法官的职责，理应得到鼓励和支持，而不应该受到责难和打击。陕西省富平人民法院发生的事令人难以理解。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当最高人民法院和陕西省多家领导机关多次过问此案后，甚至在省高院也曾明确要求纠正错误的情况下，富平县法院院长加森有就是顶着不办，依然我行我素，致使王亚光蒙冤7年之久，发人深思。”

　　接着，《南方周末》以《一个法官“抗上”的代价》为题，描述了王亚光7年上访的遭遇。该报并未在富平销售，有人甚至趁机从西安买来报纸再运到“富平”卖掉，1.5元一份的报纸异常抢手。

　　外面虽然“嘈杂”，但法院内部却非常寂静。办公室里，“待岗”的王亚光不用审案子，捧着一本书若无其事地看着。桌子一角，堆放着一堆“培训教材”，第一篇便是《反对自由主义》，其他一切照常。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10月中旬，国内各大媒体几乎同时刊登一则新闻：陕西省富平县一个在社会上浪荡多年的“舞女”，摇身一变当起了法官（实际职务为书记员，记者注）。“舞女”法官王某原本是一个农民，只有小学文化程度，曾是县城“聚仙楼舞厅”的老板娘，就是这样的一个农村妇女，却在当时通过各种关系，进入富平县法院当起了“法官”。

　　此事在富平县炸开了锅。巧合的是，王亚光“没人要”待岗培训后一个月，“舞女”法官王某却从远离富平县城的美原法庭调进了法院执行庭。“舞女都能当法官，为何要让王亚光待岗？”群众中传着。

　　原司法局局长张忠林回忆，当时，退居二线的他接待着来访群众。令张忠林头疼的是，群众不愿意到法院告状了，“这几年，老百姓的法律意识强了，行政案子也比前些年好办了，但突然出了这事，打击挺大的。”

　　不久，富平县人民法院院长加森有被停职检查。2004年，王亚光最后一次进京上访。至此，12年来，他进京21次，欠债15万余元。

　　“公平和正义的代价太高”

　　两年后，王亚光的问题终于解决。这6年，小至县法院、大到省高院，领导换了一拨又一拨，而他这个已经清楚明了的历史“冤案”却一直搁浅。什么原因？王亚光归结为：解决问题需要一个过程！

　　回头看看，岂止用“感慨万千”来形容。这些年，很多人问他：“你这样做值不值？”

　　“看你怎么看了，为了维护一个司法工作者的尊严，我付出了很多，前程受到影响、差点妻离子散，看起来好像不值。但是，12年走来，我越来越觉得，这已经不是我一个人的事了。”

　　从一开始，王亚光就知道总有一天，他的问题能够说清楚，但没想到奔波了12年。

　　“做错事很容易，但是纠正一个错误，太难太难了。从调出的处理决定来看，结论是客观公正的，把问题都说清楚了；但是，我用了12年时间，付出了那么多才讨到这么一个结论，这种沉重而高昂的代价本身又是不公正的。”

　　“用这么多年的时间、饱受精神折磨、放弃家庭幸福来讨一个正义和公平，成本是不是太高了？”王亚光认为，身为一个法官，肩上的担子太重。而令他觉得既可悲又可笑的是，作为一名法官，他竟然花费了那么长时间，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原因何在？

　　“我们的纠错机制有问题，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渠道和机制上存在问题。”王亚光说。“《法官法》讲，法官有控告和申诉的权利，但渠道不畅通，怎么申诉；《法官法》讲，法官依法履行职责受法律保护，但这个给我的感觉是空洞抽象的，我在依法履行自己的职责时竟然背上了一个‘抗上’的罪名，这个问题又在哪里！”

　　王亚光说，他的经历或许值得更多的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