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专家称请求为邱兴华鉴定并未影响司法独立

　　安康市公安局警察培训学校心理学教师陈厚人曾对邱兴华进行了为期三天的心理测试，通过测试他认为，邱兴华有心理障碍。陈厚人保留着邱兴华接受心理测试时的录像 本报记者王平摄

　　12月11日，在某论坛上，5位法学家发表公开信，请求司法部门为涉嫌杀害11人的邱兴华进行司法精神病鉴定，昨日本报记者对5位法学专家中的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做了专访。

　　受害人数多

　　邱兴华案引起广泛关注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提出公开信的初衷是什么？

　　贺卫方（以下简称贺）：邱兴华这样的典型案件，因为涉及的受害人数多，引起一些著名的法医学家、司法鉴定专家的关注，同时又被媒体广泛报道。这样的情况我觉得可能会成为重要的案例，能够对今后的制度发展产生影响。我们希望这个案件能够成为相关制度发展合理化的推动力量。

　　记：您觉得对邱兴华做这个鉴定本身是有意义的，是吗？

　　贺：从相关报道来看，邱兴华确实有一些让人很难理解的行为。现在进入到审判程序，律师及被告家属都提出了要进行精神鉴定。应该说

　　但是如果只看结果，不看他的精神状态，就判他死刑的话，司法采取了这种标准，就意味着这种做法可以延续到其他的人，其他的人也有可能在类似的情况下被判刑。

　　记：但他本人到现在仍坚持认为自己没有精神病。

　　贺：我们常常看到，喝醉的人都否认自己喝醉了，没有醉的人则一直强调喝多了。一个精神病患者最初被送进精神病院的时候，绝大部分都会反抗，他认为自己完全是一个正常人，相反外面的正常人被他看成是一个精神病人。

　　记：司法鉴定更多来说是一种控辩双方的权利呢，还是一种法庭的权力？

　　贺：在我国，司法鉴定的启动权，都是握在国家公共机关手里的，也就是法院或检察院。但是当事人提出来后，法院或检察院是应该接受这种要求的。

　　法院经常会遇到这种涉及到专业判断的问题，而因为法官的知识训练，职业训练完全不是从这个角度去训练的，他不是一个自然科学家，也不是一个医学家。

　　记：但那么多受害人的心理可能是难以接受的，中国毕竟还处在一个传统的“杀人偿命”的报应观念当中。

　　贺：但今天这个社会是一个更加文明的社会，并不是一个传统的倡导简单报应、报复的社会。文明应当成为这个社会的旋律。这个社会应该是讲道理，而不是越来越变得充满杀戮和血腥味。

　　发表公开信

　　不认为会影响司法独立

　　记：有一些人支持您，但是也有人认为，专家发表公开信，在这个时候会影响司法独立？

　　贺：我想我们影响的其实是司法专制，司法要尊重事实，我们呼吁的只是对他进行鉴定，这种过程我不觉得会影响到司法独立。

　　记：怎样通过这个案件，理解媒体和司法的关系？

　　贺：我想这样的案件，当然容易失衡，媒体反而会站在受害人的立场，认为这样的人应该受到严厉的惩罚，以平民愤。而这一切，都会对案件审理带来压力。在这样的重压之下，所谓的专家意见，反而是一种比较弱势的声音，这种声音如果能够发生某种影响，得到某种回应的话，那应该说，也会有一种平衡。所以，谈到媒体和司法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往往在这样的特定的牵动人心情感的案件当中，专业的意见其实是被排斥的。

　　另外，我想司法人员应当有一种对国家法制发展的责任感，好的司法制度可以对所谓的民意民情说不，因为他有独立自主的职业判断。我想在这样一种压力之下，目前这样的一个案件，也构成了对我们的司法机关的责任心的考验，是满足一种民情的要求，简单地判决这样的案子，还是能够在这种民俗中，为了法制发展一个长远角度，抵住压力，做出判决呢？

　　记：在这样的压力下，法官应该怎样履行自己的信仰？在这个案子里法官应该怎样做？

　　贺：虽然我不是该案法官，但我相信在这样一个案件中，法官所承受的压力是非常大的。没有哪个国家的法官不承受压力，只是我们国家的最大的问题在于制度上的保障太匮乏，无法使法官摆脱其他的一些司法之外的干预因素，能够严格地依照法律判决而不会受到追究。

　　我们常常要求法官依照三不怕精神（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

　　另外，我想制度与公众应有一种互动的关系。公正的司法逐渐获得人们的信赖，人们的信赖同时获得一种有助于维护司法公正的舆论气候，让其走上良性的轨道，如果大家都退缩，这就麻烦了。

　　记：那么您有没有预测，法院会不会接受这样的要求？

　　贺：没有。我不知道，但我没有特别乐观。本报记者江雪张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