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称现有法律框架内找不到为流浪者维权主体

南京街头的流浪乞讨者。流浪者一旦出现事故，在无法找到亲属时，其合法权益很难得到保障。肖恩摄

　　调解难，判决更难

　　“法官对我说，如果不接受调解，就判实刑让我坐牢，如果态度好，可以判缓刑。”

　　在宜昌伍家岗区法院，尽管争论并未得到统一意见，但由于有检察院的支持起诉意见书，法院决定先受理，并派刘亦兵作为主审法官。

　　“尽管法律上没有具体规定，但流浪汉也是公民，我们也认为不能撞了白撞”，陷入两难境地的刘亦兵决定走第三条路———调解。

　　该院刑侦庭副庭长朱俊领衔了调解任务，“调解很艰难，但是如果判决，更难。”他说。

　　一开始双方都不让步，法官只好两边做工作，先后调解了4次。

　　救助站一方开始不肯接受调解。代理律师谢方涛说自己本来对官司胜诉充满信心，他提出的理由是，我国法律虽然并没有明确规定原告的主体资格，但是民事诉讼法中有“支持起诉”的规定，如果受害人没有行为能力起诉，工会和妇联等组织可以代为起诉。

　　但是，朱俊认为，对行政机关来说，法无规定不可为。

　　“法官告诉我们，如果不接受调解，肯定败诉”。谢方涛说，在这种情况下，救助站最终接受了调解。

　　对肇事方做调解工作更加困难。朱俊介绍，法院调查得知，肇事司机卢明是一家私营砂石厂聘请的农民工，家庭非常困难，面对18万余元的天价索赔，卢明甚至一度破罐子破摔。

　　“被告同时负有交通肇事刑事责任，为了让他接受调解，我们使用了刑事威慑。”

　　朱俊介绍，被告并没有主观故意，对这类交通肇事罪一般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但是如果被告积极赔偿，认罪态度好，可以酌情从轻处理，判处缓刑。

　　21日，肇事司机卢明说，他当时借钱聘请了代理律师，官司胜诉的惟一希望也寄托在质疑救助站的主体资格上。

　　“但是法官对我说，如果不接受调解，就判实刑让我坐牢，如果态度好，可以判缓刑”。

　　承受着巨大心理压力的卢明最终也接受了调解。

　　朱俊介绍，调解当天，两被告已经把赔偿款支付给救助站。而肇事司机卢明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2年。

　　“我们要求救助站将这6万元赔偿款专账专户保存5年后方可使用，而且必须用于公益事业。”朱俊表示，法院今后将持续对此款项进行监督。

　　作为全国首起成功赔付的流浪汉赔偿案，法院显得相当谨慎。朱俊介绍，调解中双方特别强调，如果今后找到流浪汉亲属，而他们对上述调解结果不满意，将支持重新提起诉讼。

　　终极解决之道

　　“要解决诉讼主体问题，只有寄希望于修改法规，或是出台新的法律解释。”

　　“要是坐牢了，媳妇肯定会跑。”卢明对这样的判决结果表示高兴。缓刑期间仍能住在家里的他，现在只需要每个月去公安局报到一次。

　　12月21日，满脸污黑的卢明正在搬运废旧钢材。卢明不是宜昌本地人，驾驶证被吊销后，他只能到码头当苦力，每天挣30块钱。

　　长期关注此案的一位资深法官向记者表示，在这种遭遇法律空白的案情中，法官具有自由裁量权，法官既可以判决民政局胜诉，也可以判决其败诉。但是，同案不同判，难免会让人产生对当事人是否公平的疑问。

　　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教授、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杨小军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在中国现有的法律框架内，找不到可以为无名流浪者代为维权的主体，“要解决诉讼主体问题，只有寄希望于修改法规，或是出台新的法律解释。”

　　湘潭大学民事诉讼法博导何文燕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认为，如果被撞死流浪汉曾经得到救助站的救助，二者发生了救助与被救助的关系，由救助站出面代为维权还说得过去。而事实上，国内发生的几起流浪汉维权案，救助站事先均不知情。

　　她认为，国家修改法律或出台司法解释，直接授权给民政部门代为维权并不合适，“最好的方法是，由慈善机构或者社会救助基金，在法律具体的规定之下，代为主张权利，胜诉所得也可以直接由这些慈善组织支配用于慈善事业”。

　　她介绍，这正是不少西方国家所采取的方法。

　　目前，针对同案不同判情况，最高法院还未有司法解释。

　　已经顺利处理了此案的宜昌市伍家岗法院，显然对今后还有可能出现的类似案件充满信心，“我们仍然坚决走调解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