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晓华贪腐之路:从仕途明星到重婚罪疑犯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2月26日19:59 东方网(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邱晓华之所以卷入上海社保案,据称和他的上海情人有关——上海“贷款富豪”张荣坤和邱晓华同为全国政协委员、青联委员,为了加强联系,张荣坤曾送给邱的这位情妇一套上海豪宅,供其居住

  -本刊记者 陈磊 发自上海

  1月29日下午,国家统计局就邱晓华案召开专题会议,党组书记、新任局长谢伏瞻指出,邱晓华案对统计局的教训极为深刻:“邱晓华的腐化之路有一个发展过程,作为一名党员干部,做任何事都要对组织负责,对家庭负责,对自己负责。”

  回顾2006年10月邱晓华的猝然倒台,出乎了很多人的意料。那时,他刚刚上任国家统计局局长7个月。对这位48岁的正部级少壮派官员,人们一向赞许有加,冠以“学者型官员”、“仕途明星”的称号。

  更让人始料未及的是,邱晓华的倒台竟和生活作风——这种被视为官员“花絮”的小问题联系在了一起——1月23日,新华社发布消息:“经查,邱晓华在任国家统计局领导职务期间,收受不法企业主所送现金;生活腐化堕落,涉嫌重婚犯罪……”

  联系起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中纪委七次全会上就领导干部生活作风要正派的长篇论述,一些媒体将邱晓华的落马引入更为深层的解读:“官员生活作风开始纳入反腐视野。”

  的确,在中国腐败官员长长的名录中,因涉嫌重婚罪被追究的省部级高官,邱晓华是第一个,追溯他的成长和婚姻情爱史也显得别有意味。

  出身寒微

  1958年1月27日,邱晓华出生在福建宁化县翠江镇。宁化寓宁靖归化之意,这里依山傍水,风景清雅,是著名的革命老区,当年红军长征,一支队伍就是从这里出发。

  6岁那年,邱晓华母亲去世,他和姐姐与外婆相依为命。为了供应邱晓华姐弟读书,年轻时就守寡的外婆起早贪黑地劳作,生活颇为艰辛。

  这种经历,让邱晓华比一般孩子早熟。多年后,回忆起这段生活,他说,外婆是他人生道路上的第一位老师,给了他深刻的影响,让他知道了要“靠自已的双手、靠自己的劳动去获得劳动果实”。不过,他感到遗憾的是,大学毕业分配进国家统计局那年,外婆猝然离世。

  1976年,18岁的邱晓华高中毕业,和那个时代的许多青年一样,他到农村插队。1977年恢复高考时,他正借调到公社团委做组织工作,兼做公社文书、水文气象资料记录等。

  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邱晓华欣喜若狂,很快地报了名。临考前20多天,他回到宁化县一中复习。当时,他填报的志愿是:

复旦大学新闻系、吉林大学中文系、厦门大学经济统计系。后来面对媒体,邱晓华说,成为一名记者或者作家是他那时最大的愿望。

  他没有被前两所大学录取,第三志愿的录取通知书也姗姗来迟,而急不可耐的他几乎就要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行列,在将要换上军装的时候,通知书来临。这改写了他的人生轨迹,尽管专业不是最喜欢的,但能上大学,对于那个时代的年轻人而言,诱惑力不言自明。

  大学时,邱晓华表现出对数学特殊的敏感,成绩很好。当时,厦门大学计划统计专业招收的是文科生,很多同学一提到数学就头痛,邱晓华经常向这些学习有困难的同学伸出援手。

  而且,他还是系里的体育健将,创造了多项校运会纪录。一位来自渔民家庭的同学家里发生了翻船事故,家境并不宽裕的邱晓华还向这位同学捐了款。

  邱晓华还是班上的团干部,大学四年级时,他顺利入党。毕业分配,学校向国家统计局推荐了表现优秀的邱晓华。由此,邱晓华的前半段人生可谓一帆风顺、成绩优异。

  多年后,回忆起这位老同学,同学们也都是骄傲的口气,谈他的重情和念旧:“邱晓华每次回福建,即使再忙,都会打电话给我们班的一个同学,请他召集福州的同学聚会。”邱晓华落马后,这些同学开始三缄其口,“无可奉告”是他们对记者的通用语。

  “明星官员”

  1982年3月,邱晓华到国家统计局报到。那时,国家统计局只有将近200名工作人员,其中50岁上下的老同志占了绝大多数,亟需受过专业训练的年轻人加盟。邱晓华生逢其时。

  几个月后,和统计局的同志一道,邱晓华到了宁夏西海固地区调研,这次全国最贫穷地区调研的经历让他感慨颇深,在给同学林擎国的信里,他这样写道,“我终于见到了那种一家兄弟俩合穿一条裤子的贫穷……”

  调研结束后,邱晓华完成了他统计分析的“处女作”——《固原地区农牧业发展见闻录》,发表在《农村经济丛刊》上。此后,邱晓华频频撰文,以补作家和记者之梦。

  1986年,他撰写的《从国情、国力出发看我国经济发展的对策》一文影响甚大。“论文问世后,受到了经济界的重视,改写成内部报告后,薄一波同志阅后称这篇报告‘很有新意,要与作者共同探讨有关问题’。”

  接受媒体采访时,邱晓华自己称这是“国家统计局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向党中央、国务院报告经济发展情况中篇幅最长的一篇分析报告”。

  彼时的邱晓华涉猎甚广。有一次,他和顶头上司——综合统计司司长郝成鸣竟然合写了一篇《写经济新闻要用好数字》的文章,分两期刊发在《中国记者》上,小过了一把“记者”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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