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机关采取五措施加大海外追逃力度

　　内外夹击防止贪官“三十六计走为上”

　　潜逃加拿大的巨贪高山本月出现在加拿大移民部门的公开聆讯庭上。

　　“加强对外逃人员的缉捕工作，主要是靠国际间的警务合作。”武和平说，“2006年，我们已经和有一些国家签订政府间、部门间关于加强警务合作方面的协议、谅解备忘录或者是会谈机要，一共是33个；建立双边会务机制7个。同时，从11个国家和我国的香港、澳门地区递解回来的犯罪嫌疑人，去年是37人。为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打击跨国犯罪发挥了作用。”

　　这些押解回国的贪官，有的已受审。去年，涉嫌贪污、挪用公款超过10亿元的原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行长余振东在广东受审，成为中美建交以来第一例经过美国严格法律程序并由美方押送回中国审判的“外逃贪官”。余振东案已经成为国际司法协助的典型案例。

　　事实上，在完善内部监管制度的同时，中国已重视加强国际司法合作打击贪官外逃，并于2005年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目前，中国缉捕外逃犯罪嫌疑人的主要渠道是引渡、国际刑警组织缉捕和区域司法协助。中国自1994年起与泰国、韩国等20多个国家缔结了引渡条约。

　　来自公安部的最新统计表明，截至目前，我国已与45个国家签署政府部门间关于加强警务合作、打击犯罪的合作协议，谅解备忘录或会谈纪要，一共是112个，还与18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双边会务机制，向19个国家派出30名警务联络官。

　　如何严把国门，让贪官插翅难逃？武和平表示，在出入境管理方面，公安机关将依法对不准出境、限制出境人员把关。国家公务人员申办出入境证件，除了提交本人身份证和户口簿，还需要提交所在工作单位证明，按照组织、人事管理权限和行政隶属关系。同时，出入境管理部门还要对具有法律规定，不予签发护照情形的人员进行严格的控制，从而有效防范有关人员外逃的事情发生。

　　今年1月召开的中央纪委第七次全会发表的公报称，2007年，要拓展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工作领域。

　　事实上，北京从几年前开始实施一项“阳光政策”，在全国首次将建房、买房、子女结婚、出国等纳入领导干部个人重大事项申报范围，以促进反腐倡廉。

　　2006年10月，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国际反贪联合会首次年会上发表讲话时指出，中国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主要参与国，是该公约较早的签署国和批准国。目前，中国正在制定、修订和完善有关惩治和预防腐败的法律法规，以使之更加适应《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缔约国提出的要求。中国政府将在所承诺的公约义务范围内认真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

　　今年2月，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发布会上，中央纪委副书记、秘书长干以胜透露，为借鉴国际上一些有效的预防腐败的做法，2007年将加强反腐败国际合作，并将组建成立国家预防腐败局。

　　这一切都表明，中央正积极从源头上掌握信息、实施监控、预防腐败，并形成内外夹击之势，让贪官外逃的目的难以得逞。

　　司法机关采取五措施加大海外追逃力度

　　武和平表示，从1998年至今，中国司法机关查办的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的职务犯罪中，加强了追逃和追赃的力度。

　　他说，司法机关目前采取的主要措施有：第一，对职务犯罪嫌疑人潜逃境外展开专题研究，从中发现规律，制定政策，以加强境外追逃、追赃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同时建立起境外追逃、追赃的长效机制。

　　第二，作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以及刑警组织成员国，充分利用上述国际公约、国际组织确定的国际合作机制，开展境外追逃工作。

　　第三，加快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步伐，签订和推进有关国家的司法、刑事司法协助。中国政府从1987年以来，开始同有关国家谈判，签订司法协助条约，至今已经与48个国家签订了72项司法协助条约，与24个国家签订了引渡条约，还参加了25项含有国际私法合作内容的多边国际公约。

　　第四，加强中外司法机关的合作，截止到目前，已经和70多个国家的司法部门签署了合作协议或者是备忘录。特别是在个案的合作方面，逐步建立起外国相关职能部门的直接联系渠道，保证渠道的畅通，建立了缉捕犯罪嫌疑人、追缴赃款、调查取证的协作机制，开展了全方位的执法合作。

　　第五，加强了司法机关各部门的共同协作，提高缉捕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的协作效率，增强境外缉捕协作的快速反应能力，强化发现、控制赃款外流的有效性。

　　武和平说，公安机关作为刑事执法部门，按照管辖的范围，依法打击包括商业贿赂犯罪、洗钱犯罪在内的经济犯罪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在这些犯罪中，公安机关从发现相关线索到开展侦查调查，不管涉及到谁都要一查到底。发现其他部门管辖的案件，及时移送，并完善刑事司法和行政执法相衔接的机制。”

　　本报北京3月27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