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通缉令悬赏破案机制已经日臻完善

　　　邯郸农行5100万元特大监守自盗案的全面告破仅仅用了67个小时，当地一位警官称,举报者将有可能共同获得50万元悬赏金。

　　一位观察人士在接受《民主与法制时报》采访时认为，随着形势发展，针对重大、疑难、复杂案件而实行的通缉令悬赏破案机制，重要作用日益凸显。中国有良好的文化传统和群众基础，有比较完备的立法，加上实践的不断演练和司法的支持，在媒体日益发达的今天，颇具中国特色的通缉令悬赏破案机制已经日臻完善。

　　《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 宋 伟

　　“总算可以松一口气了！”4月20日，江苏省连云港市公安局刑警支队的韩警官对《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说，“这几天，我们是24小时连轴转。”

　　4月19日上午8点20分，连云港警方在举报人的指引下，将邯郸农行特大监守自盗案第一号犯罪嫌疑人任晓峰抓获。经过简单的审讯后，当天上午，连云港方面将任晓峰交给邯郸警方。“我们是在连云港市新铺区一出租房内将犯罪嫌疑人任晓峰抓获的。此前，有三名举报人向警方作了详细举报。”

　　三名举报人将获得多少赏金？连云港市公安局局长陆云飞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是30万元，而有媒体报道说，邯郸警方已经兑现给连云港线索举报人10万元。

　　邯郸市公安局一位警官却分析说：“对于发现线索破案或直接抓获犯罪嫌疑人的，邯郸市公安局奖励20万元。加上公安部每抓获一名将给予5万元的奖励，因此每名‘疑犯’的身价总额达到了25万元。”

　　　而邯郸农行监守自盗案第二号犯罪嫌疑人马向景，已经于4月18日下午3时在北京落网。是否有人举报了马向景，是谁举报的马向景，目前警方还没进一步透露。

　　关于两名疑犯涉嫌罪名，也有不同看法。媒体开始报道说涉嫌盗窃罪，而

　　从公安部4月17日发布A级通缉令，到19日两名疑犯落网，一共用了50多个小时。截至目前，5100万元涉案赃款已经追回4600余万元。

　　迅速告破得益于“全民皆兵”

　　“任晓峰在连云港被抓后，当地警方立即用公安专线向公安部指挥中心作了汇报。”新华社一位记者介绍说，“半个小时后，公安部就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对外公布这一消息。”

　　公安部办公厅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武和平认为，邯郸这起特大案件的成功侦破有四个方面的因素：一是中央领导高度重视，并先后作出批示，要求公安机关全警动员，广泛发展群众开展工作；二是公安部领导亲自指挥，向全国公安机关作出了紧急部署，发出了A级通缉令；三是媒体和网站的广泛传播和动员；四是广泛发动群众。

　　武和平用“东方经验”四个字作了概括：不管是过去的纪如朝、马加爵，还是今天的任晓峰、马向景，不管他们逃到哪里，都难以逃脱人民群众监督的眼睛，群众路线是快速破案的法宝。

　　武和平所说的“东方经验”，被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大伟诠释为“专门机关和人民群众相结合”。“中国每万人中有11名警察，而欧美国家是35名。但我们的追逃能力却是世界一流的，这应该归功于群众路线和悬赏通缉制度。”王大伟对记者说，“我们应当理直气壮地宣传这种制度，没有这种制度，邯郸农行案就不会破案如此神速。中国警力有限，但民力无穷。实践中，80%的案件在发案时没有警察在场，而犯罪嫌疑人逃亡时又都隐藏在老百姓当中，所以必须增强公民的自救意识，发动群众进行举报。”

　　“侦查工作需要民众的帮助。”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何家弘用“全民皆兵”来形容邯郸农行案件的侦破，“即使科技再发达，侦查工作离了人民群众的支持也不行。这种支持包括一定的激励手段，譬如悬赏通缉。”

　　以江苏为例，因为事先有预警，任晓峰可能逃往江苏，所以全省车站、码头、街道、广场，到处都贴有公安部的A级通缉令。通缉令上面有任晓峰的照片、情况介绍以及悬赏金额。任晓峰可能吃、住和落脚的地方，群众都被发动起来了，真可谓“全民皆兵”。也许是有预感，连云港市公安局长还发表了电视讲话，动员群众积极举报犯罪嫌疑人的线索。

　　何家弘认为，邯郸案件的迅速侦破得益于快速、及时、全面地发动了全社会的力量，而这种发动方式，有利于弘扬社会正气，值得正面肯定。“在邯郸案件侦破过程中，悬赏通缉的成绩十分突出和明显。虽然世界各国都有这一制度，但中国有自己鲜明的特色。”何家弘举例说，“美国也讲群众路线，但他们是直接通过媒体发布通缉令等消息，不像中国还有许多组织和单位参与。”

　　“我们做过统计，公安机关破案的线索，70%以上来自人民群众，而发布A级通缉令后，破案率会上升10—20%。”王大伟对记者说，“产生犯罪的根源在于社会，因此，警察不是打击犯罪的主力军，真正的主力军是人民群众。打人民战争，犯罪分子打不赢。”

　　由于新闻媒体的发达，特别是网络的兴起，悬赏通缉让犯罪嫌疑人的体貌特征、基本案情等向社会公开。这样，一方面便于群众举报，另一方面也给嫌疑人造成巨大压力。“2005年2月3日，公安部发布了对蔡豪文(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交通运输管理处长)的A级通缉令，蔡本人看到这个A级通缉令之后，2月5日就打电话，表示要投案自首。”公安部刑侦局一位处长分析说，“对于任何通缉令来说，只有发动群众的力量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其威力。邯郸案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悬赏通缉曾有争议

　　“悬赏通缉，古今中外都有。”王大伟教授说，“古代每个城门附近都有通缉榜，上面有重要通缉犯的画像，供守城的卫兵对照观察。擅自撕毁画像者，斩首。但如有知情者，可撕画像，向官府举报，若消息正确，可得重赏，此为揭榜。过去没有照相机，靠的是画像，这叫‘画影图形’。”

　　王教授介绍说，目前的通缉令悬赏破案机制始于1983年轰动全国的“二王”案，当时公安部紧急发出13号通缉令，首次悬赏通缉。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一般老百姓才知道悬赏的问题，而此前一直是有通缉而无悬赏。1983年除夕，王宗玮、王宗方兄弟在解放军某医院杀人后逃离现场，但他们马上掉进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里”。公安部悬赏通缉后，电话、挂号信从沈阳、衡阳、武汉、广昌等地飞到北京，每天至少达几十。群众“雪亮的眼睛”盯得凶手寝食难安——1983年9月18日他们被击毙时，消瘦污黑，狼狈不堪。

　　“公众给侦查机关提供线索，一直以来是靠觉悟，靠治安积极分子。”说起通缉令悬赏破案机制，何家弘很是感慨，“80年代以后，社会情况发生了变化，光靠觉悟效果不明显，‘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比较普遍。因此，新时期打击犯罪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还要坚持群众路线吗？有人认为群众路线过时了，破案应该靠专业技术人员。也有人认为，悬赏通缉就是拿钱买消息，不合适。还有人一提到群众路线就表示反感。当时争论还比较激烈。”

　　当时，各级公安部门发放的通缉令曾经不分等级，只按号码排序。到了2000年2月，公安部通缉令首次分为A、B两个等级。A级主要适用于情况紧急、案情重大或突发恶性案件；B级是公安部应各省级公安机关的请求而发布的缉捕在逃人员的命令。

　　“通缉令原来没有奖金，市场经济后，才开始有了。”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樊崇义告诉记者。

　　“关于悬赏通缉，现在也还有一些争议。”中国社科院一位专家说，“譬如关于悬赏金问题。4月19日公安部新闻发布会上，记者问邯郸案的举报奖金数额，武和平说‘不能妄作猜测’。显然，关于奖金问题，武和平采取了回避的态度。”

　　中国社科院这位专家说，按照当初的设计，公安部A级通缉令的奖金是“5万元起步”，最高20万元，由公安部直接支付给举报人；B级通缉令“起步价1万元”，最高5万元，由省级公安机关支付。但后来公安部自己突破了这个限定。譬如，去年4月30日，公安部发出A级通缉令，悬赏30万元缉拿吴国昌(吴蓄意破坏铁路、妄图颠覆旅客列车)。而浙江黄岩特大纵火案(烧死17人)嫌疑人刘卫雄，并没有被公安部通缉，而是浙江警方悬赏30万元征集破案线索。目前，被称为“最值钱”的疑犯标价达到50万元，那是三个未知姓名者——1997年11月5日，他们用匕首将扬州市某美容院3名女服务员杀死，抢走了钱财。之所以悬赏这个天价，是因为“公安部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侦破命案专项行动”，而此案已被江苏省公安厅列为十大挂牌命案之一，当然还因当地政府“比较有钱”。

　　“一些经济条件落后的基层公安机关在发布悬赏通缉时，由于受当地财政制约，赏金往往由当事人拿。”这位专家说，“悬赏通缉事实上存在‘嫌贫爱富’的倾向。”

　　还有一个争议的焦点是，悬赏通缉的结果，可能会产生一些以此为职业的人。譬如英国历史上产生的一些所谓私人侦探，专门抓获违法犯罪的人，然后去领赏。后来发展到设置陷阱，让别人去犯罪，然后抓去领赏。

　　“对一项制度的利弊分析，应当看主流，看是否利大于弊。”何家弘分析说，“悬赏通缉有一定的风险和付出，虽然有人就是冲奖金来的，但也不失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目前，这一制度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打击犯罪的一项重要手段。”

　　王大伟教授则认为，通缉悬赏并不是说老百姓的道德层面低了，而是世界警务改革的一个趋势，是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治安的一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