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中行案关键节点:高山遭内部调查后顺利过关

　　背景

　　2005年1月4日，东北高速(600003)财务人员陪同吉林高法执行人员来中行黑龙江省分行河松街支行扣划1.5亿元执行款时发现，东北高速的2.93亿元存款消失，由此引爆“中行高山案”。

　　警方最后的调查显示，河松街支行行长高山以及该案幕后操纵者李东哲，均于2004年12月31日离开中国逃亡加拿大。

　　东北高速丢款额在丢款储户中位居第一。该公司董事长张晓光不久被捕。在审判过程中，披露出其涉嫌接受李东哲700万的贿赂。检方指控张晓光因此应为东北高速丢款负有责任。

　　中行高山案，绝非储户丢失存款那么简单。

　　8月9日下午，加拿大移民暨难民局法庭第二次拒绝中行高山案幕后主使者李东哲及其兄弟李东虎二人的保释申请。

　　而该案的另一核心人物河松街支行原行长高山，已经经过加拿大司法机关六次庭审，其是否将被遣返回国，目前仍在进一步审理之中。

　　在记者近日获得的司法资料中，有两个关键节点不容忽视：2002年，高山曾遭内部调查，结果却是由于其负责的分理处存款额巨大又无违规，被评为“先进工作者”，获奖一辆POLO车。其次，东北高速等企业2004年遭遇无法划款，质疑存款安全性，却因种种原因“隐忍”不报。

　　利用“上门服务”蒙骗

　　“高山一再叮嘱我，送这些票据，不要让外面的人尤其是银行内部的人知道。”这是高山司机刘静向警方供述的一段话。

　　但他没想到的是，自己递送的票据成为中行高山案中近10亿资金被盗取的关键因素。

　　刘静是高山之友，二人在1992年相识。初识后除了偶尔吃饭、喝酒外无太多交往。

　　1999年，失业的刘静找到时任中行黑龙江分行新兴分理处负责人的高山安排工作。

　　第一次，高山并未理睬。第二次登门时，“我干脆到你这里吧。”刘静说“高山说行吧，你来给我开车。”

　　值得注意的是此前的三个时间点。

　　第一个时间点是1997年，高山结识了李东哲。李东哲时常请高山吃吃饭，或者送高山手机、衣服之类的东西。

　　第二个时间点是1998年下半年开始，每当李东哲需要资金，高山就从客户资金挪用，当时数额为每笔10万、20万。而李东哲则开始直接给高山现金花销。

　　第三个时间点是，李东哲熟识的张晓光于1998年10月赴东北高速主持工作，掌控公司资金。

　　有迹象显示，动辄几十万的资金挪用，满足不了李东哲的企业扩张欲求。(详见本报8月8日《揭秘中行高山案幕后黑手》)他们已经开始密谋大规模动用银行资金，而在整个计划中，负责传递票据的角色显然不可或缺。

　　刘静的主动上门，恰好填补了这一空缺。

　　事实上，刘静并未被高山聘为银行工作人员，而是作为高山的私人司机———高山除了给刘静每年1万左右的工资，每月还给1000多元零花钱。

　　而刘静除了接送高山上下班，另一个任务则是扮演银行工作人员的角色提供“上门服务”，向在新兴分理处开设账户的一些企业取、送票据。

　　具体做法其实很简单———刘静供述，每次和银行客户接触前，高山会提前打电话告知客户“我派我们同事刘静去办理”。而刘静到达客户单位后则自称“新兴分理处的工作人员”。如此，企业自然接受了刘静。

　　事实上，商业银行提供“上门服务”是提高服务层次的一种手段，但各银行均对此有严格规定，例如高山所在的中国银行就设有针对“上门服务”的内部规章，其中包括上门服务时必须同时有两名信贷人员前往，上门服务人员在收取现金、支票后必须马上返回银行，中途不得再办理其他业务等。

　　高山操纵下的“上门服务”显然违背了上述要求。

　　事实上，企业从开设账户到最终取款，均被高山隔离于银行正常业务流程之外。

　　记者获得的司法机关资料显示，李东哲拉拢来的大额存款企业，均被告知其与分理处负责人高山直接联系。李也会提前告知高山这些企业的名称以及何时登门开户。这些企业工作人员一到办公室，高山就以朋友交办的“黄金客户”要特别办理为名，由自己单独收取企业的工商资料复印件、财务公章、法人名章等等材料为企业代办开户。

　　为了以防万一，高山会将李东哲介绍的客户名单告知分理处窗口人员，即便企业人员进入窗口，也多被以“主任亲自负责的黄金客户”为由，要求其去高山办公室办理。

　　东北高速财务人员向警方介绍，该公司就曾有到窗口办理被回绝的经历。

　　因此企业办理转款等业务时均单独联系高山，高山再派刘静上门取、送票据。

　　而这些票据上的数字有许多纯属伪造，资金多被高山转出，交由李东哲使用。案发后的情况显示，仅丢款企业之一的黑龙江社保局，其持有的18张面额1000万元的河松街中行的票据均系伪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