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望者”方汉奇：媒体的核心属性是真实|方汉奇|新闻史

方汉奇。资料图

　　方汉奇是位“驻校教授”，他的家就在中国人民大学内的宜园，步行到新闻学院只要三分钟。

　　只按了一下门铃，里面便传来急促的脚步声，91岁的方汉奇自己开门迎客。他麻利地沏茶倒水，顺手递给我一张名片：“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学术总顾问、中国新闻史学会创会会长。”

　　作为中国新闻史学泰斗，方汉奇早在1951年就在圣约翰大学讲授新闻史专题，后来的《人民日报》总编辑范敬宜便被他吸引，常从中文系跑来听课。

　　有学生谈起方先生的课，用八个字形容：满座叹服，惊为天人。他讲梁启超，随口就可以背出一篇千字政论，一边背诵，一边踱步，兴之所至，旁若无人。上世纪80年代，他的公开大课，学生多到挤坐在窗台上。

　　方汉奇是新闻史大家，也是公认的幽默大师。即便“文革”中蹲牛棚，他依然玩笑不断。有一次，他很严肃地对同住一棚的同事黄河说：“毛主席已经过问你的事了，你很快就能解放。”黄河大喜过望，问他是怎么知道的。方汉奇指指新编《毛主席语录》说：“上面有句话，一定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

　　老先生还爱赶时髦，不仅是国内最早的一批网民，而且微博、微信都用得很熟练。聊了一个下午，告别时，他用自己的自拍杆熟练地和我合影。我说想加个微信，他立马递过手机说：“那你扫一下我的二维码。”

　　跳出来的微信名字是“coco”，我问：“这是您的英文名字？”方先生摇头道：“不是，这是我儿子家里那条狗的名字。”

　　方汉奇档案：

　　广东普宁人，1926年12月生于北京，1946年考入于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新闻系。1951年起，先后在圣约翰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任教。1984年成为中国第一批新闻学博导，1989年创立中国新闻史学会，并担任首任会长。专著《中国近代报刊史》、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等，是中国新闻史权威著作。

　　颠沛童年：辗转于14所中小学

　　高渊：听说童年颠沛流离，换了很多学校？

　　方汉奇：我这个年龄段正赶上抗日战争。1931年就是“九一八事变”，一直到大学毕业，整个学生时代都处在一个非常动荡的社会。我的小学和中学一共念了14个学校，有时候一年还不只换一个学校，这在现在是不可思议的。

　　高渊：第一个小学在北京？

　　方汉奇：我是广东普宁人，生在北京，第一所小学在西安。当时我父亲方少云在河南开封工作，没带家眷。我母亲就带着我和弟弟住在西安我祖父家。在那里先上了一所穆斯林教会办的培德小学，后来转学到西安女师附小。

　　上到二年级回到了北京，先上西直门小学，然后是师大二附小。这个学校很有名，王光美当时也在读书，她比我高两届。

　　高渊：抗战全面爆发后，全家去了香港？

　　方汉奇：那时候，整个华北已经搁不下一张书桌了。我们一家从北京坐了一天火车到天津，在那里等了一个月，才等到一艘船去香港。船上八天八夜，非常艰辛。

　　在香港换了四个小学，最后是在一所女校毕业的。当时是战乱时期，女校也就近招男生了，但全班就我一个男生。

　　高渊：中学时代又辗转了几个地方？

　　方汉奇：先在香港的文化中学念初一，然后到重庆上了两个学校，又到广东韶关上了两个学校，再到梅县，最后在汕头高中毕业。汕头那个中学，我就上了高三下半学期。

　　高渊：这么多学校上下来，对哪所印象较深？

　　方汉奇：北京的师大二附小上得时间最长，一共四年。相对来说教学质量比较高，设备也比较好，还有图书馆，一般小学是没有的。相对其他只念一两个学期的学校，这个学校给我的印象最好。

　　痴迷新闻：高二就有了“集报瘾”

　　高渊：后来报考了哪几个大学？

　　方汉奇：我一门心思只想考新闻系。当时国内5所大学有新闻专业，我考了4个，南京的政治大学，上海的暨南大学和复旦大学，苏州的社会教育学院。北京的燕京大学也有新闻系，但学费太贵，我上不起，就没去考。

　　高渊：为什么只考新闻系呢？

　　方汉奇：我就是喜欢。这个兴趣是从高一开始的，我在韶关上学。当时抗战已经进入中后期了，日本要打通粤汉铁路，准备攻打韶关。我是班上的学习委员，要办墙报和壁报，还要采访，时刻关注这些战争的信息。这就和新闻有点关系了，但只是在学校里办报，属于新闻的广义传播活动。

　　上了高二以后，开始搜集历史上的报纸。我从1942年搜集到1953年，有十年的时间，从一二十份到3000份。1953年，我到北大新闻专业工作，把旧报纸全都送掉了。

　　高渊：现在这些报纸还在吗？

　　方汉奇：当时送给了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的资料室，现在都在人民大学，就在我们新闻学院的楼里。应该说，这3000多份报纸，还是有很多珍品的。

　　高渊：考试成绩怎么样？

　　方汉奇：只考上了社会教育学院，也是勉强考上的，其他三个都落榜了。你看我的经历就注定考不上，念了14所小学和中学，文史课倒没关系，反正开卷有益，但数理化不行，课程接不上。

　　高渊：当时觉得遗憾吗？

　　方汉奇：也没什么，社会教育学院是国立的教育学院，相当于师范学校，不但不要学费，还给学生发东西。每个月给我们的伙食定量是两斗半米，一斗米是45斤，加起来有100多斤。然后，每年发两套衣裳。这些对我挺重要的，因为家里没钱。

　　1949年，就读于苏州的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新闻系，后排左三为方汉奇

　　家庭背景：市长公子没钱回家

　　高渊：当时家境不好吗？

　　方汉奇：我父亲当过立法委员，后来又当了汕头市长，但他没钱，所以我不能考学费贵的教会学校。而且，我在苏州上大学的4年，没有回过一次汕头的家，因为没有路费。

　　那时候，国民政府的官员也不是个个都贪污的，一个市长的儿子居然没钱回家，现在很难想象。

　　高渊：家里寄点生活费吗？

　　方汉奇：家里7个兄弟姐妹，我是老大，父母负担重。我主要是在社会教育学院吃公费，家里偶尔给点零花钱，不一定的。后来，我大学毕业去了上海，他们都去了台湾。

　　高渊：有“台湾关系”这个问题，后来有没有影响？

　　方汉奇：我的历史问题有两个，这只是其中之一。另一个更严重，我在重庆上初一时，加入过“三青团”。当时也不征询学生意见，是全校集体加入，介绍人写的是宋美龄，因为她是这个中学的名誉校长。

　　后来我在汕头上高三时，学校一查说我是1939年就入团了，介绍人还是宋美龄，就让我挂个名当区队长。解放后，这个职务达到了反动党团骨干的起点线，够枪毙的罪名了。

　　高渊：但后来还算幸运？

　　方汉奇：50年代被内部控制，“文革”中蹲过牛棚，直到80年代才被吸收入党。但像我这样有双重历史问题的，没被枪毙就很幸运了，而且也没划右派。

　　大学四年：旧书店里淘旧报纸

　　高渊：大学念得怎样？

　　方汉奇：那四年，我没参加“三青团”的活动，倒是经常参加地下党组织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我还喜欢音乐，参加一些演出。所以，也没好好念书。

　　高渊：社会教育学院在苏州？

　　方汉奇：抗战时在重庆璧山，胜利后要回到南京，但需要重建校园，于是就借了苏州的拙政园，我的大学四年就在拙政园度过。

　　高渊：这真是美妙的四年。

　　方汉奇：环境太好了！园子里每一个亭子都放一架钢琴，社教学院有艺术系，教戏剧、音乐、美术等，所以是满园的琴声。

　　高渊：师资情况怎么样？

　　方汉奇：学校规模不大，一共400个学生吧。老师也还不错，我们新闻系主任是俞颂华，他是中国第一批去苏联采访的记者，同行的有瞿秋白和李仲武。他还以《申报》记者的身份，去延安采访过毛泽东。他属于民盟系统，进步人士，自由主义者，1947年就去世了。

　　紧接着，是马荫良当系主任，当时他是《申报》总经理。后来在他手里，把《申报》全部移交给了《解放日报》。

　　高渊：大学时还继续收集旧报纸吗？

　　方汉奇：继续。苏州有很多旧书店，有不少旧报纸，但书店老板看中的是老版本的旧书，不在乎旧报纸，我捡了很多漏。一般是拿新报纸去换，他们可以用新报纸当包装纸，有的旧报纸就送给我了，基本没花钱，我也没多少钱。

　　当时收集到了《述报》一套十本，这是海内孤本，中国大陆仅此一套。前几年，我把这套报纸送给了苏州大学，在苏州收集到的，应当回到苏州去。

　　高渊：研究新闻史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方汉奇：对，开始写一点新闻史方面的小文章，也关注新闻史的研究题目。比如我上大三的时候，写过一篇研究宋代新闻史的文章，有将近1万字，但写完没地方发表。当时新闻史的专业刊物很少，《中央日报》办了一本《报学》杂志，《前线日报》有一个讲新闻史的专栏。《前线日报》是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办的报纸，总编辑宦乡是地下党员。

　　到上海去：新闻图书馆来了年轻人

　　高渊：上大学时，最向往什么职业？

　　方汉奇：最想当记者啊，但我知道是不会要我的，因为我不够格，有过“三青团”的历史。

　　还想参军，但更不行了。1949年4月，苏州刚解放，29军的几位新华社记者到我们新闻系来，介绍战地记者的生活，我听得心里热火一团，特别向往去前线采访。后来，好几个同学参军走了，我真是很羡慕。

　　高渊：1950年大学毕业后，就去了上海？

　　方汉奇：我的老师马荫良先生邀请我去的。当时的背景是，上海解放后，《解放日报》成为市委机关报，《申报》和《新闻报》停办，报馆和印刷设备都交给《解放日报》使用。这两家报社的一些老报人，不适合在党报工作，需要另行安置。

　　于是，《解放日报》办了上海新闻图书馆，安排了20多个老报人，馆长就是马荫良。我在上大学时，办过一次个人集报展，展出了1500多份报纸，给他留下了印象。他也知道我写过新闻史的文章，新闻图书馆不能全是老人，需要一个干活的年轻人。所以他就来信说，给你留了个位子，愿意来就来。

　　高渊：二话不说就答应了？

　　方汉奇：这是一个很好的岗位，我不能当记者，做这个也跟新闻有关系。这是我第三次到上海，1930年到上海姥姥家住过半年，1939年在上海的大夏大学附中念过一学期。

　　高渊：来了之后主要做点什么？

　　方汉奇：大多数时间在看报纸。新闻图书馆在思南路171号，是一幢小洋房，离周公馆很近。那时候我还没成家，就住在一楼，二三楼就是图书馆和办公室。

　　我参加了一次土改，在上海的水电乡，离宝山县城不远，有四五个月。就在那里学了点上海话，因为老乡们听不懂普通话。另外，我还用一年时间，把上海所有图书馆都跑了一遍，一共40多个，调查这些馆的藏报，编了一本上海各图书馆藏报目录。那时候刚解放，徐家汇藏书楼的法国神父都还没走，那里收藏的报纸特别多。书名是严独鹤题的，他是老报人。他看了后，觉得有点遗憾，因为这本书没有前言和后语，应该有个背景交代。

　　1950年，与上海新闻图书馆同人合影，后排右二为方汉奇

　　那些报人：被老报人招为婿

　　高渊：严独鹤当时有什么职务吗？

　　方汉奇：他是新闻图书馆的常务副馆长。他当过《新闻报》副总编，长期兼任副刊“快活林”的主编。张恨水的《啼笑因缘》就是经他精心编辑后，在“快活林”上连载，使张恨水名满天下。后来汪伪接管《新闻报》后，曾重金留聘，但严独鹤毅然辞职。他过60岁生日时，蒋介石送过寿礼，毕竟他是上海很有影响的报人。

　　严独鹤英文很好，中文当然更不说了。我刚到新闻图书馆的时候，有些外国神父经常请他参加宗教活动，他第一年还应付一下，后来就推掉了。他是在“文革”中受到冲击去世的。

　　高渊：对马荫良印象怎么样？

　　方汉奇：他是同济大学毕业的，德文很好。他和史量才有亲戚关系，很可能史量才的哪位夫人是他们马家的。史量才被蒋介石暗杀后，整个《申报》的经营管理都委托马荫良来管。抗战时，《申报》被汉奸霸占了一段时期，他因为不和汉奸合作，还受到了通缉。

　　建国后，他先在新闻图书馆当馆长，后来去了解放军的学校教德文，“文革”中也受到了冲击，但他熬过了“文革”，最后活了90多岁。

　　高渊：在新闻图书馆那三年，天天就和这些老报人在一起？

　　方汉奇：一共有20多个老报人，其实说老也不算老，除了严独鹤年过花甲，其他人年纪都不大，马荫良只有45岁。他们都是从第一线退下来的，一般都有20多年的新闻工作经验，有很多见闻。

　　那时候，老先生们每天中午都要喝点小酒，每人起码喝一斤，都能喝。我不大会喝酒，喜欢听他们讲故事，很有趣。吃完饭有三个小时的休息，然后再聊会天就回家了，神仙过的日子。我那三年，就是一边看报纸，一边听故事。

　　高渊：感觉上，那三年就像在读研吧？

　　方汉奇：在自学。不光是听他们讲故事，下午5点他们下班后，就都是我的时间了，每天晚上看书看报。

　　老先生们看我爱念书，工作也卖力，都对我不错。好几位还来给我说亲事，黄寄萍先生托我们馆内的一位女同事，把他女儿黄晓芙介绍给我，后来成了我妻子。他当过《申报》社会调查部主任，还管过体育，编过杂志。当时馆内有待嫁女儿的老先生不少，但被我岳父占了先，这是后来才知道的。

　　高渊：也就是那时候，应邀去圣约翰大学讲新闻史，范敬宜也来听课？

　　方汉奇：圣约翰请我去讲新闻史的专题，不是系统讲一门课。其实就是讲讲我的看报心得，这种专题课往往比较好听。

　　范敬宜是中文系的学生，他的太太是新闻系的，当时正追求他太太。当然，也许他对新闻史本身就感兴趣。他是无锡国专毕业的，然后进了圣约翰，所以中英文都好。“文革”结束后，我去东北讲课，他在《辽宁日报》当记者，吃饭时主动过来说，当年听过我的课。

　　其实我当年对他没印象，范敬宜很有才，后来当到《人民日报》总编辑。他去世后，设立了“范敬宜新闻教育奖”，我获得了首届“新闻教育良师奖”。

　　北大岁月：备课一周就上讲台

　　高渊：后来去北大教书，是因为遇到了罗列？

　　方汉奇：对，就是因为他的关系。罗列当时是《解放日报》的秘书长，他也住在新闻图书馆的一楼宿舍。原来张春桥也想住进来，他和夫人文静还来看过房子。那天我看到他昂首阔步地走进来，他是《解放日报》的领导，这些地方归他管。但据说嫌这里不好，后来住到了隔壁的香山路。

　　高渊：罗列的背景和新闻图书馆的老报人不一样吧？

　　方汉奇：他20岁左右就在苏北参加了新四军，当过几家革命报刊的记者编辑，担任过苏南新闻专科学校的教务长。这个学校的学生，很多是新中国第一批新闻工作者，林昭就是这个学校毕业的。林昭后来也去了北大，我跟她先后在北大新闻专业和人大新闻系相处6年，我是老师她是学生。感觉上，她就是一个典型的江南女子，吴侬软语的，也很聪明。没想到，后来这么刚烈。

　　高渊：和罗列关系很好吗？

　　方汉奇：因为都住在新闻图书馆，天天低头不见抬头见，他又做过新闻教育，我们有很多共同语言。另外，我们还是广东老乡。

　　他是1952年去的北大。当时，北大中文系要成立新闻专业，最初是想请《解放日报》社长恽逸群去，但恽逸群受到诬陷，被停职检查了，就请了罗列，因为他有新闻教育的经历，据说人选是胡乔木定的。罗列临走的时候就问我，有没有兴趣去北大讲新闻史？

　　高渊：北大为何有吸引力？

　　方汉奇：其实，那时候的社会评价是，北大是一所旧学校，地位不如人民大学，因为人民大学是新的。而且，人民大学是吃偏饭的，50年代请苏联专家到大学任教，给了人民大学100个，还把唯一的新闻学专家放到了人民大学。当时的排序是“人北清师”，人民大学、北大、清华和北师大。

　　但我一点也没犹豫，因为我对教师这个职业感兴趣。

　　高渊：到北大后，就开始教新闻史？

　　方汉奇：我是1953年8月23日到北大的，9月1日就上课，只有一个星期时间备课，只能一边备课一边上课。特别是要讲革命报刊这部分，当时没有什么材料啊，还得上档案馆、图书馆去查。这不像在圣约翰讲专题，那时候就是我知道什么讲什么，现在作为一门课，必须要成体系了。

　　所以挺忙活的，得恶补。

　　高渊：革命报刊的材料得从头整理？

　　方汉奇：当时有的材料，就是胡乔木写的《中国共产党的30年》，里面提到了《新青年》、《共产党月刊》，还有毛主席办的《湘江评论》等。但这些不够，得再扩大，再去开掘。当时刚建国，材料要现找。

　　因为是现备现教，这门课一开始的效果不好，学生们意见很多。这些都必须在教学中不断去改进充实。我还结合教学，发表了十多篇论文，像《太平天国的革命宣传活动》等就是那几年写的。

　　高渊：这样的教学与研究一直持续到什么时候？

　　方汉奇：1958年以后，重点就不在教学方面了。“反右”的时候，我差了一点点。我当时就说了一句话，我说报上登的那些意见，也不是没有道理，有的意见还是可以参考的。

　　但这就不行了，说我同情右派。后来安排了一次教研室内部的批判，批判了一天，上下午两个会，我就闷头做记录，表示虚心接受批判。我还有“三青团”的历史问题，还有海外关系，所幸最后没划右派，但是内部掌控，这就很危险了。当年北大划了700个右派，在北大当个右派太容易了。

　　高渊：运动的时候，还有时间搞科研吗？

　　方汉奇：见缝插针地做卡片，把零碎的时间利用起来。白天搞运动，晚上可以看书做卡片，然后备课。备课也是教学相长，一年是一个回合，一个回合提高一点。等到“文革”结束以后，才开始有比较系统的新闻史的教学，特别是研究方面有了较大的开拓。

　　中国新闻史比较完整的教学，从50年代起步，是一个慢慢摸索的过程。

　　人大时光：一进校门全是炼钢小高炉

　　高渊：到人民大学是哪一年？

　　方汉奇：就是1958年，当时北大新闻专业和人大新闻系合并了。“文革”中人民大学一度停办，我又回到了北大，后来再回人民大学，就在两个学校间来来回回。

　　高渊：当时对人民大学是什么印象？

　　方汉奇：我一进校门，看到校园里全是炼钢的小高炉。那时候已经大炼钢铁了，马上又是三年困难时期，学习和研究都搁置了。当时的口号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根本不提学术研究，真是浪费了不少时间。我的大多数教育科研，是在“文革”结束后这40多年干的。

　　高渊：在历次运动中，干些什么活？

　　方汉奇：北京的郊区我都去劳动过，还修过水库，一去一个多礼拜。“文革”时，我在干校砸石头，5斤重的锤子，一天要抡一万多下。还当过一年的炊事员，用铁锹炒菜。

　　高渊：这倒是很锻炼身体。

　　方汉奇：天天锻炼，那时候我40岁，身体真好，拉500斤的车不是问题。干校回来后，还得继续劳动，人大校园里所有地下管道我都钻过，要疏通管道，所有的楼顶我也都上过，给瓦工、木工当下手。

　　我就说，知识分子劳动化这不难，但劳动人民知识化难度就大了。

　　1969年，方汉奇在家中查阅资料

　　上世纪70年代末，方汉奇在家中撰写《中国近代报刊史》

　　首批博导：与王中、甘惜分的交往

　　高渊：到了1984年，王中、甘惜分和您成为中国第一批新闻学博导，你们三人交往多吗？

　　方汉奇：当年一起参加过很多活动，我和王中还住过一个房间。他晚年身体不好，另外爱开点玩笑。1985年，我跟他一块儿参加《大众日报》的报庆活动，会上会下他常说些调侃的话，其实是有所指的。

　　老甘是我很多年的老同事，50年代在北大，后来一起去人民大学，“文革”时一起住牛棚。一直到他去世，我们都在一起。

　　高渊：他们两位有什么不同？

　　方汉奇：王中是莫言的老乡，山东高密人。他参加革命的时候已经读大学一年级，学外语的。当时知识分子到解放区去的不多，大部分是中学生，念到大学去的也有，但不多。所以，他比一般解放区的干部文化基础好，他又是学外语的，思想也比较开放。

　　老甘来北大前，是新华社西南分社采访部主任。他一度被日军俘虏，自己逃了出来。后来党内老审查他的历史，党籍也被停了。所以不适合在第一线工作，就调来了北大教学。

　　总的来说，王中是新四军，老甘是八路军；王中在华东，老甘在延安；王中是念外语出身的大学生，老甘是小学学历，完全靠自学。他们在新闻理论的教学和研究上，都有很深的造诣。

　　方汉奇与甘惜分摄于镜泊湖

　　1984年，方汉奇入党时在党支部会议上发言

　　民国报业：张季鸾的功夫、范长江的采访、胡政之的经营

　　高渊：咱们回过头来说说新闻史研究。在研究的老报纸中，相当部分是民国的报纸，在中国新闻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怎么看这段历史？

　　方汉奇：那时候，办报纸不需要很大的投资，所以办报纸并不难，但要办得好很难。当时像《大公报》、《文汇报》、《晨报》、《时事新报》，上海的《申报》、《新闻报》，再加上《民国日报》等，无论是评论、采访还是编辑，各方面都比较强，办得也很投入。

　　解放前有1500多种报纸，办得好的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武汉、广州和香港。解放后，绝大多数报纸都办不下去了，这是趋势所致。有的报纸有民主党派背景，活了下来，像《新民晚报》就是，但两位创始人陈铭德和邓季惺后来都划了右派。

　　高渊：跟这些报业翘楚有过接触吗？

　　方汉奇：在80年代有一些接触，像《文汇报》的徐铸成、《大公报》的王芸生、重庆的王文彬、上海的冯英子等，都给我留下了比较深的印象。

　　高渊：民国报人身上有哪些东西值得继承？

　　方汉奇：简单地说，就是张季鸾的功夫、范长江的采访、胡政之的经营。

　　张季鸾的文字功底好，还是海归，当时海归办报的很少，他的综合素质高。范长江做记者的那一段，是他人生最辉煌的阶段，后来他离开新闻界了，就没有发挥的机会了。胡政之和陈铭德、邓季惺的经营管理能力，都是很高的。

　　高渊：当时，为什么民间报纸普遍比国民党的官办报纸出色？

　　方汉奇：国民党的报纸因为有政府经费支持，所以它们没有经济困难，像《中央日报》、《和平日报》都是十几个地方版，不考虑成本。相对而言，民间办报要维持就不容易了，必须要有特色，才能有受众，才能有经济上的收益。很多东西都是被逼出来的。

　　高渊：我们现在能从前人那里借鉴什么吗？

　　方汉奇：办报有很多共性的东西，应该为当代人参考借鉴，这是理所当然的，顶多加一句：有所借鉴、有所扬弃。毛主席和鲁迅都讲“拿来主义”，研究新闻史的目的就是这个，不然干嘛上这个课？

　　我们媒体这些年教训不少。大跃进的时候，很多“卫星”都是媒体带头放的，甚至明知是假，也在那里吹牛。1958年，我带学生在《保定日报》实习，那里的记者编辑正在“放卫星”。他们也知道是假消息，特别是一线记者心里是清楚的，但不能不跟，不跟就会挨批，这也是没办法。我们讲新闻史的时候，这些就是经验和教训。办报纸，就是要把真实性放在第一位，真实性是媒体的核心属性。

　　1987年，方汉奇在梁漱溟家中

　　媒体变革：早上看手机，晚上看报纸

　　高渊：现在中国媒体正处于巨变期，您还关注媒体变革吗？

　　方汉奇：我因为还在带研究生，所以必须关注媒体的发展，而且要紧跟。但是和年轻人比起来，还是相形见绌，年轻人总是比我们老年人接受新事物更早、更快、更及时。

　　高渊：纵观中国新闻史，报纸现在的处境是不是史上最难？

　　方汉奇：现在主要是新媒体和新的传播手段，给报纸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不看报了。纸媒面临很大的冲击，得想办法适应这个新形势。

　　新闻事业是不断发展的，在互联网出现之前，它也面临过很多挑战，从广播到电视，都对纸媒产生过冲击。只不过，互联网的冲击力度是以前所未有的。

　　高渊：纸媒还有多少生命力？

　　方汉奇：纸媒的核心生命力就是白纸黑字。现在，图书馆还在保存报纸，没有人保存微信，因为报纸可以立此存照。所以，纸媒还是有它存在的必要和发展的前景，就是要适应新形势。

　　关键是，大家的阅读习惯改变了。我现在是早上看手机，晚上看电视和报纸。每天早上打开手机看看微信和新闻客户端，昨天主要的国际国内新闻，花一两分钟就全知道了。现在很多上班族就是这个习惯，上班路上看一下新闻。

　　知道了新闻以后，深度报道和评论可以慢慢看。所以我晚上看报纸，这方面是纸媒的优势，关键是要有分析、有回顾、有前瞻，对新闻事件有多角度的深度报道。

　　高渊：现在主要看哪些报纸？

　　方汉奇：我是报社送什么就看什么。比如《北京青年报》、《新华每日电讯》、《参考消息》，香港的《大公报》、《文汇报》等等。

　　现在，媒体人的压力是很大的，竞争很厉害啊，要想既有政治效益，又有经济效益，是需要动一些脑筋的。

　　2009年，方汉奇在书房

　　新闻教育：新闻史家是新闻事业的守望者

　　高渊：您长年从事中国新闻史的研究，出了很多著作，《中国近代报刊史》是第一部吗？

　　方汉奇：对，“文革”结束后需要这么一本书，为新闻史教学提供教材，这是一项历史任务。

　　我从1978年夏天开始写，因为教学工作比较忙，都是利用课余时间写作，拖了两年才完稿。写作计划也一变再变，最初打算写8万字，后来逐步改为15万字、20万字、30万字，最后定稿是50多万字。

　　高渊：这本书后来成为中国学新闻专业大学生的必读书，也被学术界广泛引用，怎么自我评价？

　　方汉奇：因为是70年代末写的，那个时候还有不少思想束缚。比如说，革命就好，改良就不好，改良就是修正主义，因此历史上孙中山就好，梁启超就不好，先定了调，没有具体分析。

　　这30多年来，这本书出了好几版，但我没有改动一个字。

　　高渊：为什么不改呢？

　　方汉奇：没考虑过，因为没有必要。它就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明白人一看就知道，当时就是那么一个框框，就是时代的局限认识，没有必要去改。但书里面讲的那些事，都是客观存在的东西，这个没有问题。事实是第一性的，至于怎么去分析，与时俱进地看就行了嘛。

　　高渊：您教过的学生，像蔡铭泽、陈昌凤、程曼丽、彭兰等都当了大学新闻学院的领导。怎么评价中国大学的新闻教育现状？

　　方汉奇：现在办学新闻教育的办学点太多了，700多个。一些重点院校的新闻院系日子还好过一点，一般院校办那么多的新闻系，可能学生将来的就业都会有问题，供过于求了。

　　几个重点院校的新闻院系，它们的图书资料、师资力量的配备还是有基础的，把这几个重点院校办好，保证第一线有足够的后续力量，把这个事业发展下去，就符合客观需要了。

　　现在看来，80年代的新闻院系发展得太快，当时因为百废待兴，需要新闻采编人才。“文革”结束时，全国只有42家报纸，紧接着媒体全面开花，有的恢复，有的新办，需要大学培养新生力量。当时多设新闻教学点是有必要的，但现在应该适当掌控了。

　　高渊：教学的方式方法需要改进吗？

　　方汉奇：现在已经变化很大了。我经历过50年代学苏联的那一段，大概是从1953年开始，一边倒学苏联，高等院校聘了很多苏联专家。那些专家刚开始还都有模有样的，到后来就不那么整齐了，他们没有把最好的师资力量派过来。

　　像北大中文系的苏联专家就是卫国战争受伤的一个老兵，还只是副教授。他讲课时，学校让所有教授都去听，那个专家讲课是写了讲稿，他念一段，然后翻译一段，这就形成一种教学模式。

　　到后来，因为政治运动多了，中国的教授也按这种模式上课。大家都是事先写好讲稿，到课堂上念。当时的北大中文系，吴组缃、游国恩和王力都很有名。王力是搞语言学的，因为斯大林说过语言学没有阶级性，他还比较好办。但讲文学理论、文学史就有问题了，像吴组缃讲《红楼梦》、《三国》等，1953年以后他都是写了讲稿来念。

　　高渊：听说您讲课很吸引人？

　　方汉奇：我倒是从来不念稿，但是也不敢胡说八道。如果念讲稿的话，会把教和学两个环节都弄得非常没意思，学生听着也没劲，这在改革开放以后基本上就没有了。

　　现在大学教师也有信口开河的，各个学校都有。应该说，念讲稿不可取，但如果放开来讲，政治上首先要正确，在这个前提下可以在学术范围内发挥。

　　其实我上课是肚子里有讲稿，因为我平常做卡片，又跟大家合作写过新闻通史，我想讲的东西都在肚子里。而且，我是用十桶水去应付一桶水，所以我讲课是东方不亮西方亮，总有东西吸引学生。

　　高渊：作为一位新闻史家，怎么理解自己的社会定位？

　　方汉奇：我常说一句话，媒体人是社会的守望者，新闻史家则是新闻事业的守望者。要明白，历史研究总是为现实服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