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 江歌案燃爆舆论场：我们在表达无边的愤怒时，到底想要什么？
有人说，网络是健忘的。无论是怎样的轰动，总会在时间的冲刷下重归沉寂。但这个定律似乎在24岁的江歌身上失了效。
2016年11月3日凌晨，留学日本的24岁青岛女孩江歌，在其租住的公寓二楼走廊被一男子连刺数刀身亡。事情发生时，刘鑫在公寓内。犯罪嫌疑人系刘鑫前男友陈世峰。此前刘鑫因难堪其扰，躲避到女友家暂住。目前，日本警方正在申请对犯罪嫌疑人的逮捕令。
这是目前江歌案中可以认定的全部事实。但网络上的声音，在哀伤之余却远比它嘈杂、愤怒。
不幸的江歌可能想不到，至亲的妈妈和至交的好友，本都是受害者，本应同仇敌忾的两个人、两家人，却相向而行：
一方在追寻真相的过程中伤害着自己也伤害着对方……
另一方则一度因被人肉搜索而愤怒的还击……
不久前，在江歌被害300天后，两人终于见面。
但，恩仇未泯。
江歌的母亲江秋莲在摄像头面前质问：“她（江歌）的善良就这样被践踏就行了吗？！这是一个拷问人性的问题！”
当年轻的女孩刘鑫终于不再躲避，向对方道歉，并试图辩解的时候，却始终没有得到原谅。
到底是谁错了？
其实，一切都回归到一个经典问题：“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当中，到底刘鑫该当何罪？
法律无罪≠道义无责
这出悲剧中有三个主角、三对关系：江歌与刘鑫的闺蜜关系，刘鑫与陈世峰的前任关系，江歌与陈世峰的被害—加害关系。
而一年之后，再次引爆舆论沸点的，是这本来看似最没有冲突，与惨案发生关系最远的第一对关系。
原因是据说刘鑫事后进行了干净利落，甚至可以说“杀伐决断”的撇清。据媒体报道，在江歌被害后，刘鑫面对媒体、乃至日本警方，都是同一套说辞：我不知道嫌疑人是谁，我只是隔着门听到了争吵声，我试图推门去看，却发现门打不开。
有网友进一步披露了案件“被掩盖的事实”：据邻居回忆，案发时站在门前的男性与两名女子发生了争吵，男子要进屋，但被两名女孩阻止。随后她们一人从屋里关上门，另一个人仍然在门口与男子争论。
于是，本案所谓的“焦点问题”渐渐浮出水面：在案发时，知情的刘鑫真的曾经试图开门吗？
依据简单的日常逻辑推理，普遍认为答案是“不”。在网友眼中，当刘鑫关上房门，她已走得太远。在东京的夜晚，刘鑫的人性与江歌的生命在公寓楼里渐渐死去、冷却。
有观点认为网上对刘鑫一边倒的声讨，是一种“网络暴力”。对此，长安君不能完全认同。与以往不少“群情激奋”相比，本案中确实存在“情感宣泄”，但更应当看到理性的探讨。情感与理性，并不是一对反义词。
在江歌案的舆论场上，存在一对看似矛盾的现象。即使是再自称对法律一窍不通的围观者，也基本同意刘鑫与江歌之死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法律难以对刘鑫进行惩罚。但是他们也一致认为刘鑫应当受到制裁。一篇文章的标题是对这种立场最简练的概括：江歌被害刘鑫无罪，法律无责不代表道义无责。
在江歌案中，网友们并非盲目地对挡在情感洪流前的一切都在喊打喊杀，他们在运用着朴素的正义感，进行着朴素的责任划分：并非一切罪恶，都要、都能靠法律惩戒；同样，并非一切法律所不能惩戒的，都不是罪恶。
或许在专业人士看来，这仍然很是粗糙。但已经过无数风浪锤炼的网民们，却真真切切地在迈过无差别报复式的原始正义。这种对公平正义的更高层次要求，也许就是新时代的正义观。
法律上有义务，道义上有责任
的确，目前江歌案中的诸多细节，多来源于当事人陈述与匿名网友爆料，其中有真相，但也难以回避演绎。在权威机构依法进行调查，并公布结论之前，我们很难有一个牢靠的事实讨论基础。从这一点上说，不能排除本案还要经历舆论反转的可能。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目前的一切讨论都是无用。比如，它的一个作用便是推动了当事人更积极地面对曾经发生的一切。
江歌被害后第5天，刘鑫对媒体记者谈到了悲伤与绝望。悲伤是因为“她视江歌为‘在日本’的唯一亲人”，绝望则来自于当时网络上对她的各种指责。当时的报道完整地记述了她的这样一句话：“我如果真的知道哪怕一点凶手的线索，案子都不至于拖到现在还破不了。”她也对媒体表示自己“只有一个打算”，就是全力配合警方，“亲眼看到警方抓住犯人”。
此后一年的案件进展，则上演着另一出“罗生门”。江歌的母亲指责刘鑫有意“失联”，甚至缺席江歌的葬礼，而刘鑫则以日本警方要求她不要见任何人，也不准参加葬礼回应。也许，这种分歧只有在日本警方披露调查情况之后，才能尘埃落定。
在目前，我们能够肯定的只有一点：作为在场人，更作为与被害人及犯罪嫌疑人都存在关联的人，在法律上有及时作证的义务，在道义上，有面对受害者家属的责任。
同样，也有不可否认的一点：江歌案寻回真相，也一定与涉案人员的配合密不可分。
无论过去一年中双方究竟经历了什么，江歌的母亲与刘鑫都分别表达过希望推动调查进展的意愿。那么，就践行这种意愿吧，给逝者、给对方、给社会，也是给自己一个交代。
法治是平衡的支点
如前所说，长安君不完全认同围绕江歌案的一切言说中，存在网络暴力。但很多人确实错失了焦点。一起刑事案件的焦点，应当永远是惩罚犯罪人。前任关系提供动机，闺蜜关系构成条件，但只有加害—被害关系才是法律评价的核心，才是案件真正的焦点问题。
刘鑫到底对江歌之死是否承担法律上的责任，尚无定论。江歌案中，这场对道义和法治的拷问，没有输赢，而是应当在讨论和争议中走向客观和理性。我们应当相信，公正的司法会给道义与法律之间找到那个平衡的支点。
公众有权讨论案件的是非曲直，但“入戏”不应当走得太远。我们可以理解一名母亲失去女儿的痛苦与绝望，但并非一切行为都可以“以告慰被害人”之名进行，一切都应该在法治的框架内进行。比如，江歌之母在网络上公布刘鑫全家人的家庭住址、工作单位、车牌号等信息，以及部分网民“人肉搜索”的推波助澜。
这并不是冷冰冰地要求被害人亲属一定要默默地、悄无声息地依法维权。如果刘鑫真曾出人意料地回避、拒不配合调查，那么江歌的母亲在别无他法之下公开这一事实，通过诉诸社会正义感的方式寻求舆论支持，无可厚非。但即使在此时，公布刘鑫与案件没有关联的家庭信息，仍可能已经迈过了危险的法律红线，成为并不那么正当的胁迫与施压。
最后，无论是对刘鑫、江歌的母亲还是并无直接关联的公众，也许需要用这句话提个醒：对一起浸满了泪水的悲剧，不要让它引来更多叹息；在法律框架内为悲剧画上一个句号，即使这句号并不那么圆满。
法治的天空，本应该黑白分明，罪与非罪，一清二楚；可我们不时看到的却是灰色。特别是当一些人和事涉及公平正义，极易刺激我们脆弱的神经。当愤怒之火燃烧，我们不能被火吞噬。
我们，法治社会的公民，依旧保持清醒和理智。法律归法律，道德归道德，上帝归上帝，凯撒归凯撒，我们在一次又一次痛苦纠结中成长成熟。死者得到安息，罪人得到严惩，亲人得到慰藉，迷途之人得到归途。
让正义成为最后送江歌远去的挽歌吧。
责任编辑：张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