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致敬老王 | 他读过的书里，有他的气质、他的情怀、他的理想，以及对于“不想腐”的史鉴思考
王岐山爱读书，也爱荐书。王岐山读过的、荐过的书，单是被媒体报道过的就可以列一个长长的单子。书单上有严谨的政治、经济类书籍，也不乏小说、人物传记等轻松却不乏深意的作品。正如王岐山经历过历史、农业、金融、纪检等领域的跨界人生一样，他在读书上同样涉猎很广。清朝人张维屏说：“读书何所求？将以通事理。”虽然鲜有人知晓王岐山的读书心得，但通过他的书单以及人生经历，我们足以感受他的“学思悟践”，足以观察阅读给他留下了什么。
卸任北京市长之际推荐《大清相国》
作为历史专业出身的领导，王岐山说过，学历史最重要的是联系实际。他的书单中，从不缺少历史类书籍。2007年底，王岐山辞去北京市长一职，即将调往中央工作。临别之际，他向同事们推荐了《大清相国》。当时，这部由王跃文创作的历史小说出版不久，正在热销，可以想见，王歧山的读书书单随时都在更新。
王跃文曾对《环球人物》记者说，《大清相国》写了清朝重臣陈廷敬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于官场上所做出的种种抉择。他这样评价陈廷敬：清官多酷，陈廷敬是清官，但宅心仁厚；好官多庸，陈廷敬是好官，但精明强干；能官多专，陈廷敬是能官，但从善如流；德官多懦，陈廷敬是德官，但不乏铁腕。
对某个文学形象的推崇，往往寄托着一个人内心深处的渴望。荐书之时，王岐山刚刚卸下市长一职，即将出任主管金融、商贸等领域的国务院副总理——离他成为中纪委书记，整肃官场，还很有些时日。时隔十年回头望去，从当初阅读陈廷敬已见其端倪：王岐山对不贪不腐能干事的干部、对清明的政治风气，推崇已久。
陈廷敬所处的时代，已是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末期——康熙一朝虽有盛世之名，也无法避免官场的种种积弊。“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说法流传甚广，各级官员层层盘剥、奢靡成风。在这种风气下，陈廷敬成了一股清流。他出身山西泽州（今山西晋城）的巨富之家，如今位于山西省阳城县的皇城相府就是陈氏家族的祖宅；几十载政治生涯，他做过工、户、刑、吏四部尚书，官至文渊阁大学士。尽管如此，陈廷敬却能严于律己——家世显赫，一日只求三餐；浸淫官场，从未随波逐流。
若论自律，不论生活还是为官，身为山西天镇人的王岐山和山西老乡陈廷敬颇有几分相似。王岐山的老相识黄江南对他的简朴印象深刻：“王岐山的生活朴素到近乎苛刻。这么多年了，我从来没见过王岐山戴名表、穿名牌。年轻那会儿，他只穿最简单的棉布衣服。1980年，我去日本学习，回来时给他带了一条呢绒裤子，被他挤对了半天，说这裤子太时髦了，不穿。”此后，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工作时，王岐山已经结婚，岳父是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虽然工作的地方离岳父家只有几步路，但他从没在工作日到岳父家吃过一顿午饭，而是排队在食堂打饭。这一吃食堂的习惯保持到数十年之后。王岐山在北京市政府工作期间，有记者在一次会议上亲耳听到他批评官场上的跑饭局。“有些干部一到饭点就不见人，跑去参加各种饭局，最后只剩我一个人在食堂吃饭！”
自律者亦律人。30多年前，王岐山有一次到河南出差，黄江南当时任河南省经贸委副主任，两人结伴到某县考察。在接待的饭桌上，一名当地干部看中央干部来了，头顶酒杯跪在地上对王岐山说：“按规矩，您要喝了这杯酒，否则我不能起来的。”王岐山当即说：“我不喝。”黄江南见气氛尴尬，解围说道：“我来喝。”王岐山一摆手：“你也不要喝，他愿意跪就跪着吧。”
这些早年经历让人联想到，王岐山主持中纪委工作后，中央很快出台八项规定，对干部作风做出了严格要求。人与历史，总是互相选择，互相成就的。当年陈廷敬也曾在国家逐渐富裕、社会奢靡之风盛行时提出过整顿礼仪制度的建议。
2007年，王岐山荐书时，出版社也想过蹭蹭热度，被王跃文制止了。几年后王岐山出任中纪委书记，有报道重提此事，导致《大清相国》一度在网购平台上卖到断货。王跃文说：“我知道书中陈廷敬的形象影响了很多公职人员，还有干部找我探讨这个人物的一些历史情况。尽管新时代对官员有新的要求，但历史中总有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可以让我们发掘、吸收。”
“希望大家看一下《旧制度与大革命》”
2012年11月30日，王岐山出任中纪委书记刚刚半个月，就与国内廉政、法治等领域的专家开了一次座谈会。会议大约持续了100分钟，涉及的话题很广。讨论结束后，王岐山向专家们推荐了一本书：“我们现在很多学者看的是后资本主义时期的书，应该看一下前期的东西，希望大家看一下《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是王岐山第二次公开推荐此书，上一次正是他从北京市政府离任时，连同《大清相国》一起推荐给同事的。
《旧制度与大革命》由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所著，是一部有关法国大革命的著作。托克维尔自述写作目的时说：“我发表的这部书绝非一部法国大革命史，这样的历史已经有人绘声绘色地写过，我不想再写。本书是一部关于这场大革命的研究。”既是研究，便注定不是一本通俗畅销读物，但这本书在知识界已久负盛名。
在讲到大革命发生的原因时，“特权”是托克维尔反复提到的一个词。法国贵族在丧失了其古老的政治权力后，仍然占据着高官显爵，保持着种种令人憎恶的特权。他们对人民漠不关心，顽固地维护着封闭性的既得利益，加剧了社会不公。
有媒体分析王岐山之所以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是因为“书中内容与当下中国的关联性”。中国共产党自执政以来，一直保持着对“特权”的警惕。1956年，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说：“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权贵阶层。”同年，8岁的王岐山从青岛转学，来到了北京。1979年，邓小平在向党内的高级干部讲话时，也提出了干部特殊化的问题：“最近一个时期，人民群众当中主要议论之一，就是反对干部特殊化……人民群众对干部特殊化是很不满意的。”那一年，31岁的王岐山结束了在陕西的10年岁月，进入中国社科院工作。或许是历史的巧合，在党内反对特权的两个重要时间节点上，王岐山都在北京，可以近距离感触当时的政治热度与政治决心。
30多年后，2013年1月，习近平提出“反腐倡廉建设，还必须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群众对我们一些干部搞特殊、耍特权意见很大”。此时，王岐山已是中纪委书记，反对特权的责任直接落在他的肩上。仅以用房、用车两项特权为例，当年底，中纪委网站发文宣布，要开展对领导干部住房、办公用房、办公用车的专项清理工作，对违规多占超配的，一律清退。2014年，干部的超标住房成了中央各巡视组工作的重点，辽宁多占住房的几名省级干部完成腾退移交，住房超标较多的干部补交购房款。当年7月，公车改革方案出炉，副部级以下的领导干部用车被取消，一般公务用车也被取消。不少厅局级干部因违规使用公车，或办公用房严重超标而受处分。中纪委一名人士曾透露：“以前几十个文件管不好住房和用车，现在我们把一条条要求抓住不放，就管住了。”
托克维尔在书中还提出一个现象：大革命并没有发生在中世纪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恰恰相反，法国的这些现象相对较轻。他给出的理由是，桎梏不太重的地方，它反而显得更加无法忍受，废除了部分特权，“就使剩下的那些令人厌恶百倍”。
按照托克维尔这一逻辑，更能理解这5年高歌猛进的反腐态势——坊间每一次出现“反腐到上限了，足够了”的流言，都以更高级别的官员落马、更严厉制度的出台而终结。“刑不上常委”的传言被打破，纪委自除“灯下黑”，凡此种种，都是要把“残留的特权”挤压出去。
在某网站的读书平台上，对《旧制度与大革命》有一段评价：“这本书学术性很强，要读懂它还是需要有点世界近代史、法国革命史的知识准备。”王岐山本是历史学科班出身，而且王岐山那一代人，本身就是中国剧烈而复杂的变革时代的参与者、探索者、推动者。他们在青少年时有过上山下乡的知青经历，工作之后又逢改革开放的大潮，不少人走上领导岗位，成为中国持续变革的直接参与者、决策者。因而王岐山在读这本书时，必然加入了对改革路上的中国命运的思考。
王岐山所经历的，首先是经济和金融的变革。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肆虐，王岐山受命南下，出任广东省常务副省长。当时，“广国投”和“粤海”的巨额债务是对他的考验。在激烈争论中，王岐山拿出了重组方案，并妥善处置地方中小金融机构，使广东在改革开放道路上保持平稳前行。
此后，王岐山为人们所熟知，是他在公共突发事件应急处理过程中推动的历史性变革。2003年4月，非典肆虐，海南省委书记任上的王岐山紧急赴京，出任市委副书记，随后被任命为代市长。当时，因瞒报疫情，他的前任孟学农引咎辞职，卫生部长张文康被免职，临危受命的王岐山召开中外记者见面会；向市民公开最新最准确的疑似感染人数；对疑似感染的人员、场所采取隔离；小汤山医院迅速开工……王岐山上任几十天后，北京从疫区中除名。以此为契机，中国逐步建立了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制度。
人民日报海外版曾刊文评价《旧制度与大革命》之于当代中国的意义：“可以说，经由改革达成代价最小的现代化道路，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问题在于改革怎样推进、制度怎样变革，《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书能带给我们一些启示。”
“岐山，怎么还不睡”“我看会书”
上世纪60年代，王岐山还在读高中，偶然听老师提起哲学家艾思奇的观点，马上找来艾思奇的著作《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当时，这本书是一些大学哲学课的教材，王岐山读完后有自己的思考：“我赞成艾的观点，从哲学高度看，说一件事、一个人，百分之百好，似乎太绝对。如果雷锋还活着，他也不能说自己的世界观是百分之百正确的。活到老学到老才是正确的。”
1969年，王岐山21岁，来到延安插队。在“累了还吃不饱”的日子里，读书成了他最大的爱好和精神慰藉。有一次，同在延安插队的习近平到王岐山那里借宿，结果被王岐山“顺走”一本外国经济学书籍。有人质疑“外国的书，正确吗”，也有人不以为意地说“看这些书有用吗”，王岐山只回答道：“这个没学好，得再啃啃。”在动荡年代，知青的命运如浮萍一般，前途难料，而王岐山却沉下心，甘当一个“公社里的读书人”，为将来迎接时代的巨变储备能量。4年后，王岐山考入西北大学历史系，更是握紧手中的书本，读范文澜、读郭沫若……据他的同学吴永琪回忆，半夜上厕所经常看到王岐山屋里的灯还亮着。“有时我敲门说：‘岐山，怎么还不睡？’他说：‘我看会书。’”
当年在陕北康坪大队插队的北京知青合影，后排右一为王岐山。31岁那年，在陕西省博物馆工作的王岐山被调到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在那里他继续读书，也修书、编书，《辛亥武昌起义人物传》《民国人物传》等书籍中都留下了他的工作印记。同时，王岐山开始思索改革开放中的新现象。他曾和同事讨论：“你愿意每个月赚90块端泥饭碗，还是每个月赚60块端铁饭碗呢？”这样的问题让同事觉得“很新”，一时没人答得出来。
带着对国家命运的思考，王岐山来到国家农委，站在了改革开放第一线。成为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所长后，王岐山也没忘了读书，还喜欢给同事开书单。据他当时的同事回忆，王岐山推荐过日本前首相吉田茂写的《激荡的百年史》，这本书讲述了从明治维新到二战之后的日本历史。彼时的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将近10年的关键时期，王岐山推荐这本书是希望提醒大家避免日本现代化过程中的某些弯路。
日后王岐山从政的履历，为人们所熟知：从金融干部，到主政一方，再到中央工作，最终执掌中纪委、位列国家领导人。数十年中，职位在变，他读书的习惯从未变过。2008年全国两会期间，王岐山已经辞去北京市长一职，暂未在政府系统中任职。他前往山东代表团参加讨论，有人问他“最近在忙啥”。他说：“读书学习，认真思考，待业上岗。”当时，王岐山的书单上有诸子百家的著作，也有《胡适：努力人生》。“离任北京后，我一直在‘充电’，以便‘再就业’。”王岐山笑言。
2013年初，有报道说王岐山正在读美国政治学家桑德尔的《公正》。桑德尔在谈及这本书时曾说：“在经济继续增长的情况下，发展和强化道德责任感以及社会凝聚力是很重要的。”王岐山那时履新中纪委书记不久，相关人士透露：“现在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两难的问题。王岐山读这本书，是在思考如何在两难之间找到一个选择点。”
一个人读过的书里，有他的气质、他的情怀、他的理想。13年前，王岐山在北京市长任上曾说过一段话：“我是学历史出身，站在历史长河的角度看，既然中央调你来了，既然历史给了你这样一个机会，那么你只能尽力去做。”13年后重读这番话，他已经完成了更艰巨、被寄予更大希望的历史使命，他留下的反腐成果达到了5年前人们难以想象的高度——“不敢腐的目标初步实现，不能腐的笼子越扎越紧，不想腐的堤坝正在构筑”。不想腐的自觉，终究源于人的内在世界，王岐山的书单，读的是史鉴，叩问的是漫漫历史长河中，人的价值取向如何安放。这，或许是王岐山留给中国当代历史的最深远的东西——不想腐，是史鉴不远，更是人生之最高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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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德宾 SN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