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就在自己国内最大政党组阁事件悬而未决,极有可能面临二次大选之际,德国却给中国来了次不大不小的“膈应”。
当地时间11月18日,在中国U20选拔队(20岁以下的男子组成的青年球队)与德国西南地区联赛俱乐部的比赛中,有“藏独”分子打出“藏独”的旗帜,但德方足协却对此置之不理。其甚至在中方球员愤而离场时,还表示,要尊重对方的“人权”和“言论自由”。
对此,不仅中国足协于26日表示将中断合作,外交部、《人民日报》署名“钟声”的评论文章也对此事进行了聚焦,并表示了谴责。前者称其涉及我国的核心利益,后者则称这是一起”政治挑衅“。
一场好好的中德足球友谊赛,却硬生生变成了“政治挑衅”事件,最后闹得不欢而散,谁的锅?
事件
其实,两方合作关系的中断,并非是中方的初衷。关于劝阻“藏独”分子一事,双方进行了多次沟通。然,未果。
首场比赛开始20分钟后,观众席上就有人挂出了“藏独”旗帜,以及具有政治色彩的标语。
当时,中方队员就以退出赛场,以示抗议。比赛中断25分钟之后,举着“藏独”旗帜的观众被要求收起旗帜,中国队才再次入场重新比赛。
但是对此,德国足联副主席罗尼·齐默曼却表示,“我们已经一再重申,比赛将会在德国言论自由的框架内进行。我们认为在体育场悬挂旗帜属于言论自由”。
基于此,11月24日,中国足协和德国足协在商议后,决定将中国U20选拔队与德国西南地区联赛俱乐部在2017年剩下的三场友谊赛,推迟至2018年进行。
但即便是这样,经过反复磋商,德国足协还是双手一摊,表示,我们可没法保证,这种事情不会再发生。
26日,中国足协发表声明,“国家核心利益不能因任何因素受到损害,因此决定中断U20的合作,并已安排队伍回国。”
“自由”
毫无悬念,且老掉牙至极,这一次,德国方面给出的理由,依旧是西方社会长期引以为傲的“言论自由”。
尤其是德国的媒体界,无一例外,充斥着一股傲慢的味道。《明镜》周刊引用德国足协主席格林德尔的言论,称中国人“必须接受民主的抗议”;《法兰克福汇报》更是扬言,中国以这种方式要求尊重是失礼的;《图片报》甚至宣称:“有一点很清楚:德国足协不会阻止球场言论自由。而且,如果中国球迷像第一场比赛中那样抢夺横幅和旗子,那么法兰克福人不会回避报警。”
最激进的是其极左媒体《法兰克福评报》,它用了一个《球场上的中国“斯塔西”》的标题,称“我们可以在球场内和中国年轻球员讨论言论自由”。而斯塔西,为东德国家安全部,曾经是世界上非常强大的情报机构。
这类指责无疑十分可笑。长期旅居欧洲的学者、岛叔宋鲁郑指出,西方的言论自由也是有条件的。一是自由和责任相关联,行使一个自由就要承担相对应的责任。比如观众就不能在电影院里大喊失火了,否则就是滥用自由。
二是不能违反法律。大家可能都还记得,今年两名在德国的中国游客因为摆了纳粹姿势拍照,就被警察逮捕。
第三是不能违反国家利益。在具体操作的时候,往往就是不能违背政府的决策。比如当年默克尔决定无条件接纳难民时,曾在社交媒体引发强烈的反对和批评。结果默克尔居然亲自找脸书,要求删除这些言论。
事实上,在欧洲赛场,与“政治正确”相悖的所谓言论自由向来不被允许。国际足联早就规定,在足球比赛中不得出现政治性标语,并且在《比赛规则条例》第四法案中明确规定:“不得佩戴有任何政治、宗教以及个人化的标识的装备,否则将会受到应有的处罚 ”。
2015年7月,在德国柏林举行的欧冠决赛中,因为一些人手持象征加泰罗尼亚独立的“孤星旗”,承办比赛的俱乐部就被欧足联处以3万欧元的罚款。
而西班牙皇家马德里俱乐部也曾在2004和2014年,两次因有球迷在与德国俱乐部的比赛中,行纳粹礼或挥舞纳粹旗帜,被欧足联罚款9700欧元。
由是观之,这次德国一方竟然把这起事件转换为言论自由问题,岂不荒唐。
“藏独”
事实上,多年以来中德关系非常稳定,堪称不同文明、不同制度、不同价值观国家互相尊重、和睦相处的典范。德国一国与中国的贸易额就占欧盟对华贸易额的50%,就是明证。
但是,这次德国为什么不顾两国历来友好的关系、来之不易的足球领域的合作,执意冒犯中国呢?
在宋鲁郑看来,西方传统的民主政治占了很大一部分原因。这种制度往往令政治人物不顾国家利益而讨好民粹主义。冷战结束后,西方和中国建立的针对苏联的联盟不复存在,相反中国成为了他们遏制的对象。于是本来在西方名不见经传的达赖成为红人,得到了许多不了解历史的民众的支持。
于是当体育被政治错误干扰时,出于讨好选民的需要,这些政治人物便罔顾事实,以言论自由为幌子,站在中国的对立面。媒体也是一样,因为这样既体现了自己的政治正确,也吸引了读者。
这次的事件中,一个不得不提的细节是,21日晚,德国西南地区联赛代表、FSV法兰克福俱乐部和中国代表团负责人进行了30分钟的电话会议。德方负责人宣称,如果25日两支球队的比赛如约举行,根据他们收到的申请,FSV法兰克福的球迷以及“藏独”分子共70人将在球场挂出“支持言论自由”的横幅以及“藏独”旗。对此,他们“无权干涉”。
暂且不论俱乐部的态度,如此规模的团队,有没有得到当地官方的许可呢?我们不得而知,但不能不怀疑。
事实上,法兰克福所在的黑森州,堪称达赖喇嘛在德国的“老巢”,长期以来与“藏独”分子联系密切。达赖每次访问德国,多数会以黑森州为驻地开展活动。前黑森州州长科赫曾多次在家门口接见“老朋友”达赖。
法兰克福市的“西藏之家”,表面上是国际性文化机构,其实就是“藏独”分子活动的据点。
上文提到的《法兰克福评论报》,更是认为现场愤怒的中国观众,“也许比外人更加接近北京当局”,这一言辞无疑暗指,观赛的中国球迷和中国安全机构有关联。而《中黑森州报》甚至称,“给中国人一张红牌”,要让中国球员离开德国球场。
傲慢
不过,除去所谓“言论自由”,这次的舆论声音中,更有一丝难掩的傲慢气质,很值得探究。
这并非一家之言,事实上,就连毗邻德国的奥地利的《维也纳日报》都看不下去了。21日,该报就发声:德国各界对中国青年队退场抗议一事的反应,有搞双重标准之嫌。“一方面,人们总是强调,体育与政治无关;而另一方面,早在德中双方就中国青年队参加地区联赛一事签署协议时,德国社会就有人发出质疑,有的针对体育商业化,有的针对中国。”
而在宋鲁郑看来,这一心态背后,其实也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自二十一世纪以来,西方加速衰落。一个衰落的文明往往更加敏感、不大度,甚至缺乏自信。于是在面对迅速崛起的中国,有着强烈失落感和不适应感的西方,便可能借由一点点的小事而大做文章。
例子很多。2007年,也就是美国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前一年,时任中投总经理的楼继伟到欧洲商谈投资,结果西方傲慢地说,中方可以收购股权,但前提条件是不能拥有投票权。如此不平等的条件自然被中方拒绝。不料一年以后,危机大爆发,欧洲这些傲慢的财团不得不再度转向中国。
对此,楼继伟讽刺回应道:“感谢您们当初拒绝了我,否则我们就亏大了。”
试想,对于西方国家来说,一个有着成熟规则的经贸问题,都能被裹挟着双重标准,足球领域,又有何不可呢?
更何况,今天我们谈论的足球,的确是德国的强项。
众所周知,中国是政治经济军事人口大国强国,但却是世界闻名的足球弱国。在这个领域我们和德国完全不对等,虽然是合作,但实际上是中国花钱换经验,向对方请教。所以即使中德足球合作破局,对德国可能并没有什么影响。假如双方位置互换,这一事件绝不会是这种结果。
不过,即便如此,又能怎么样呢?对于中国足球来说,要想找到下一个友谊赛的对象,并不成问题;对于中国来说,我们坚定地走脚下的路,又何必去管别人刻意制造的“小膈应”?
文/子蒲飞煌、雪山小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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