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60周年：延安革命圣地永放光芒(图)

1938年11月20日，日寇第一次轰炸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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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延安的10年，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身在延安，基本上通过电报了解战况，俯瞰中国大地，指挥分散在全国各地19个抗日根据地的八路军、新四军进行游击战斗，迫使敌人在各个占领地都不能停止战斗。

　　宝塔山、清凉山、凤凰山、滚滚的延河水，养育了一代又一代延安人，也养育了一个革命战争的司令部。如今的延安市，随处可见“圣地”、“宝地”等字眼，在延安人心里

，这里永远和革命、和抗日结下了不解之缘。

　　1935年9月22日，天气晴朗。

　　距离陕北700余里的甘肃省宕昌县哈达铺。一年多的长途跋涉，翻雪山、过草地，穿过陌生的藏族地区，饥饿、疲惫的红军战士需要休整，看到哈达铺的老百姓，战士们心中充满了喜悦。“长征的目的地在哪里？”一座关帝庙里，毛泽东召集一、三军团中央军委总队团以上的干部开会商讨。毛泽东的讲话热情洋溢：“我们走了两万多里路，战胜了无数艰难困苦，今天终于能够坐到这里安安逸逸地开会了。这本身就是个伟大的胜利。目前，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我们就是要北上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

　　会议气氛轻松、热烈。提到抗日，想到能和陕北的红军队伍胜利会师，干部们甚至忘记了长征中艰辛的一幕幕，斗志昂扬。

　　“同志们，胜利前进吧，到陕北只有700里了，那里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就是我们抗日前进阵地！”毛泽东深情激动，挥舞着拳头鼓动战士们继续加油，台下掌声雷动。

　　27天后，队伍到达吴起镇(今延安市吴旗县)，黄土高原腹地的一个极其干旱、尘土飞扬的小镇，红军长征胜利结束。随即抗日战争爆发、陕北、延安，这块古老而神秘的黄土地成为红军三大主力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中心和战略后方。延安，也立刻成为举世瞩目的红都。

　　“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咱陕北有一个好延安。好延安，红彤彤，红彤彤，住着朱德毛泽东。毛泽东，朱总司令，领导人民闹革命，大革命，救中国，统唱革命的歌……”2005年7月，延安市宝塔山半山腰的一间窑洞里，72岁的刘和如老人唱起了民歌，不识字，却天生会编民歌、唱民歌，一个土生土长的陕北老汉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抒发情感，当年从榆林讨饭一路到延安，老汉选择了住在宝塔山半山腰上，“那里离毛主席住过的地方近。”

　　宝塔山、清凉山、凤凰山、滚滚的延河水，养育了一代又一代延安人，也养育了一个革命战争的司令部。如今的延安市，随处可见“圣地”、“宝地”等字眼，在延安人心里，这里永远和革命、和抗日结下了不解之缘。

　　延安　举起中共中央抗日大旗

　　从延安市到子长县，沿途多为层峦叠嶂的土山，狭窄的公路在川道里蔓延。搭乘一辆延安开往子长的长途汽车，想象着将要去的瓦窑堡镇到底是什么样子，心情倍感急切；车窗外，干燥、飞扬的尘土弥漫着川道，原来这就是昔日红军踏过的小路。

　　3个小时路程，汽车终于到达子长县，而瓦窑堡镇现今已更名为城关镇，位于县城之中。“天下的堡，瓦窑堡”，这是陕北人对瓦窑堡的赞誉，七塄山、秀延河，依山傍水，瓦窑堡又多了一分灵气。

　　推开城关三街135号大门，记者的脚步慢了下来，严肃、庄重。一座5孔青砖窑洞展现眼前，坐西面东，原来这就是当年中共中央提出高举抗日大旗的地方。推开中间1孔窑洞木门，一间会议室，简朴大方，火炕上，置放着一张小炕桌，地上并列的两张八仙桌、6条木凳依然摆放在那里。物是人非，记者陷入沉思。“谁也不曾想到，就是在这孔窑洞里，中共中央做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大决定，制定了党的政治路线。”讲解员的一句话敲醒了记者。

　　1935年12月17日，隆冬的陕北高原，呼啸的寒风夹杂着黄土，显得格外寒冷。就在这孔窑洞里，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等13人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目前的形势到底怎样，中共中央的任务是什么，委员们激烈地讨论。

　　毛泽东认为，为了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从共产党、红军的长远利益着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每一个共产党员在现时的情形之下，即使不能接受但也必须接受的唯一决策。

　　持续8天的会议，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决议》，决定广泛吸收各阶级、各阶层人士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日人民政权，保护民族工商业，不没收富农封建剥削以外的土地，优待知识分子，保护和欢迎国外华侨等政策，争取和团结他们抗日。

　　从此刻开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联合抗日的旗帜已经在陕北黄土高原，这块贫瘠的土地上高高举起。

　　此时的毛泽东，心情舒畅。来瓦窑堡才4天，就紧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可谓征尘未洗，但也是救国救民的形势所迫。瓦窑堡一间窑洞里，昏暗的油灯下，毛泽东从锡制的文具盒里取出砚台，研好墨，将一曲早在六盘山就已经构思好的词挥笔则来：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如今，已到“长城”，看到红军的未来，心情自然舒畅。

　　延安　抗日战争的指导中心

　　延安革命纪念馆坐落于延安市西北部的王家坪，傍山而建，馆前的毛泽东铜像，双手插腰，望着这个他曾经生活了10年的城市。

　　就是纪念馆前的这条公路，1937年1月13日，两旁站满了老百姓，敲锣打鼓，迎接从陕北保安县开进城内的红军。毛泽东走在队伍前面，望着热情的老百姓，笑着说：“泥腿子进大城市了。”

　　1月的延安，依然冰天雪地，老百姓的热情却温暖着战士们的心。这一住，就是10年。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国共合作联合抗日，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立刻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中心，红色政权的“首都”。

　　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发布红军改编命令，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全军编制总共4.5万人。面对已经穿戴了多少年的军装、五星帽，如今却要换上青天白日帽徽的黄色军帽，战士们有些依依不舍，不情愿。

　　“这帽徽是白的，可我们的心永远是红的！同志们，为了救中国，暂时和红军帽告别吧！”129师师长刘伯成劝慰战士们。延安，除了部分保卫党中央的留守兵团以外，3万多经过长征的红军骨干，穿上八路军的军装，带上黄色军帽，奔赴抗日一线。

　　兵撒出去了，如何指挥，面对强大的敌人，处于敌后战场的我军如何作战？毛泽东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1937年8月1日，终于有了答案。毛泽东、张闻天致电周恩来等，第一次比较明确地提出了红军的作战原则，“在各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

　　“我们就是要插杨柳，让老母鸡下蛋。立足自己，吃饱了饭再说。打得赢就走，打不赢就跑。”毛泽东风趣幽默地说。这一作战原则在随后召开的洛川会议上得到了确认。

　　分散的游击战，最大的指挥中心就在延安。这一战术的最初演练便是平型关大捷。

　　1937年9月，日军分两路进军山西太原，一路由蔚县、广灵扑平型关，一路逼近灵丘。我八路军115师在林彪的率领下，前去阻击敌人。到达前线后，林彪就接到了毛泽东从中央发来的电报：“我军应坚持既定方针，用游击战斗配合友军作战。此方针在京与蒋何商定，周彭又在晋与阎当面决定，基本不要动摇此方针。”

　　在延安的10年，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虽然身在延安，基本上通过电报了解战况，俯瞰中国大地，指挥分散在全国各地19个抗日根据地的八路军、新四军进行游击战斗，迫使敌人在各个占领地都不能停止战斗，而且这一作战方式得到了蒋介石的认同。

　　“保持战斗力，持久抗战；与消耗战斗力，维持一时体面，两者比较，当以前者为重也。此时，各战区应发动游击战，使敌于占领各地疲于奔命也。”

　　延安　抗日战争的总后方

　　“延安的山，延河的水，延安的人民实在美！”在延安生活了几十年，受革命红都、延安精神熏陶的刘和如，谈到延安人民的贡献时，随口说出。

　　“延安人，对抗日战争的贡献可大着呢！”刘和如强调：“边区有很多有名的劳动英雄。当年有的人因为家里穷，卖掉儿女，逃到延安，在土地革命中，连年开荒种地，硬是把荒地变成了熟地，收获后还带头交公粮。”

　　边区劳动模范杨步浩的事迹在当地流传，他听说毛泽东亲自下地，心里很不安，就找人带话给毛泽东：“我代你种10亩地，代交5000斤粮食，你就安心办大事吧！”

　　1937年，中共中央迁至延安，为了减轻当地农民的负担，实施生产自救，“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和当地老百姓一起进行大生产。开荒种地，纺线织布，杨步浩、郝树才等就是在生产劳动中涌现出来的著名劳动模范。

　　然而，延安人的贡献并不仅限于此。抗战时期，延安这个政治环境相对稳定的地方，成了我军制造兵器、弹药的工厂。冈瑟·斯坦因在他的作品里描述了当时延安的兵工厂：

　　“这个330人的小兵工厂有十几间低矮的房屋和我从未见过的各种最奇怪的机器：老式的车床、刨床、钻床和冲床，有中国造的，还有美国、英国和德国造的，这些机器是在国民党封锁前，在西安经过两三次，或者也许10次转手才买来的；还有一些兵工厂自己制造的或边区的一个新建的机械车间造的各种简易的新机器。所有的机器都保养得很好。这些机器由一个旧卡车发动机和附加的土造烧木炭的装置带动运转的。”

　　由这个兵工厂制造的子弹、迫机炮、刺刀、炸药等，都被源源不断地运往抗日前线。据统计，截至1943年，延安公营工厂的数量达到了82个，合作工厂200多个，拥有职工近万人，生产煤炭、铁、农用工具、肥皂等各种生活日用品，达到了基本自给。

　　“一道道的那个山来哟一道道水，咱们中央噢红军到陕北，咱们中央噢红军到陕北；一杆杆的那个红旗哟一杆杆枪，咱们的队伍势力壮；千家万户哎咳哎咳哟，把门开哎咳哎咳哟，快把咱亲人迎进来咿儿呀儿来吧哟……”刘和如老人的一曲《山丹丹花开红艳艳》在宝塔山下回荡。

　　延安　革命志士的熔炉

　　“抗大”、“陕公”、“鲁艺”、陕甘宁边区民族学院、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抗战期间的延安简直就是一座“大学城”，吸引了各个全国各地和海外人士，陈毅这样描述他眼中的延安：“一条河水似的南北大街，已经修起了石路。平坦的道路上，整日价奔走着紧张的人群。南方人、北方人、外国人，多穿起灰色的军衣，汇成了一个可钦的巨人……老百姓沉醉在欢悦和惊奇中，同穿灰军衣的人们结合着、交流着，把这座古城改造为繁华的新市，欢谈伴着欢谈，惊呼逐着惊呼，延安的空间，每日荡起各地的方言土语,各种的声调腔音……”

　　现家住西安交通大学家属院，87岁的林施均老人当时就是其中的一位。1938年，18岁的林施均高中辍学，离开遥远的海南，冲破重重封锁，扒火车到达延安开始了抗日救国的梦想。

　　林老说他当时选择并不是一种冲动，在那个年代，像他那样奔赴延安的青年还有很多。在延安生活的那段时间，林施均说他这辈子都不会忘记，“每天早上起来，来到延河边上，清澈的延河水，是学员们洗漱的地方，然后，集合出操、拎着板凳去上课。没有教室，上课只能在宿舍外的平地上，条件虽然艰苦。但学员们都很勤奋，我当时的梦想就是毕业后，到前线打鬼子。”

　　“抗大”毕业后，因为教员紧缺，林施均被留到了延安总校，担任“抗大”的专职教员，培养军政干部，“打仗，有勇有谋的干部很重要”，能够留校，林施均觉得也相当满意。

　　就像“抗大”校歌唱得那样，抗战时期的延安不愧为革命的熔炉：“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

　　延安　为守住大西北而战

　　“延安人民真伟大，受过工伤抬过担架！”处于抗日战争总后方的延安，真正和日本人正面交锋的要数守住“千里河防”线，守护大西北的那场持续的河防战斗了。

　　1938年，国共合作联合抗日，陕甘宁边区的红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留守在边区的部队和当地老百姓一起，建立了北起神府，南至宜川，蜿蜒500公里的“千里河防”线，抗击日军企图渡过黄河，占领中国大西北的野心。

　　太原被占后，陕甘宁边区守卫河防线的任务更加艰巨。“保卫河防很重要，若河防守不住，不但边区不安宁，还势必割断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与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联系，截断西北通往苏联的国际交通线。”毛泽东语重心长地告诉留守警备团3团团长阎红彦。

　　1938年3月13日，日军2000余人进抵神府磐塘渡口，第一次强行渡河，河对面炮声轰鸣，10余架飞机空中轰炸，日军开始强行渡河。而我留守部队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在敌人密集渡河时，以突然猛烈的火力，将敌人击溃在半渡当中，并趁敌人在河中混乱之机，迂回过河，从后方攻击敌人，将敌人击退。

　　1938年5月初，日军从山西军渡进攻吴堡县宋家川渡口，我军抵抗数10日，击溃敌军；

　　1939年5月，几次进攻河防节节败退后，日军恼羞成怒，调集大量兵力企图由宋家川、马关头、凉水岩突破河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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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1940年初，日军先后20多次进攻河防，留守兵团、延安当地的保安部队和河防沿线的老百姓一起参加战斗，修工事、运输物资、伤员，坚守阵地，使敌军节节败退，没有跨越黄河半步。

　　1947年3月18日，中共中央撤离延安。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有着13年辉煌的历史，宝塔山，延河水，土窑洞，小米加步枪，成为人们心中抹不掉的记忆。58年后的延安和平、宁静，以它特有的红色文明吸引着八方来客。

　　“延安这个地方，毛主席曾经住过13年，我们就感觉这是我们延安人的福气！”刘和如老人说。7年前，69岁的刘和如老人开始编歌，而他编的最多的就是革命歌曲，“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咱陕北有个好延安，好延安，住着朱德毛泽东……”一曲《想延安》响彻宝塔山，让人不由得想起陈毅的一首诗：

　　百年积弱叹华夏，八载干戈仗延安；

　　试问九州谁做主，万众瞩目清凉山。

　　本报记者　刘海宏

　　本文在采写过程中曾参考《万众瞩目的延安》一书，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