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抗大遍地开花 共走出20万优秀干部(图)

这是抗大校门（资料图片）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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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送毕业学员奔赴抗日前线

　　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同学们/努力学习/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我们的作风/同学们/积极工作/艰苦奋斗，英勇牺牲/我们的传统/像黄河之水汹涌澎湃/把日寇驱逐于国土之东/向着新社会/前进！前进！/我们是劳动者的先锋！———《抗大校歌》

　　2005年7月，延安市二道街。

　　漫步于繁华的商业街，在熙熙攘攘的人群和现代宏伟建筑的夹缝中，带着几个“抗大”学员的期盼，记者试图寻找“抗大”遗存的印迹。

　　“到延安去，一定得找找抗大旧址，就在延河边上，清凉山下的招待所，还有凤凰山上的窑洞宿舍、抗大公路……”来延安前，“抗大”第五期学员谷凤鸣再三叮嘱：“前几年去延安，没找到，延河水也干了。”

　　凤凰山、宝塔山、清凉山、穿城而过的延河，延安无疑是座山城。拔地而起的高楼，依山而建的窑洞，窑洞宿舍、抗大公路到底在哪里？滚滚延河水已经干涸，仅仅剩下一缕缕黄色的淤泥，这可是“抗大”学员洗漱的地方呀！想起谷老的叮嘱，记者不免有些伤感。

　　沿着二道街漫步前行，在拥挤的商业闹市之间，记者终于找到了“抗大”旧址。“站在抗大学校门口，可以看见延河！”谷老的话语始终在记者耳边回响，“什么也看不见”，60多年了，一切都成了历史。

　　“抗大生活，对我这一生起了决定性意义，确立了我的人生观、价值观！”“抗大”第四期学员林施均说，终生从事教育事业的他，职业生涯竟然是从担任“抗大”专职教员开始。

　　“一穷二白”的大学

　　“有什么学校由于‘纸荒’而不得不把敌人的传单翻过来当作课堂笔记本使用？或者每个学员的教育费用，包括伙食、衣着，一切在校开支，每月不到十五元银洋？或者把那些鼎鼎大名的学员的首级赏格加起来总共超过二百万元？红军大学就是这样。

　　“以窑洞为教室，石头砖块为桌椅，石灰泥土糊的墙为黑板，校舍完全不怕轰炸的这种‘高等学府’，全世界恐怕只有这么一家。”

　　1936年，参观过抗日红军大学的美国记者埃得加·斯诺这样向世人介绍他所认为的这所不可思议的大学。

　　“一穷二白”，用这个词语形容当时的“抗大”也许更为恰当。

　　1936年6月1日，瓦窑堡米粮山，一座破旧的寺庙外，红旗招展，“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嘹亮的歌声震荡山谷，“抗大”第一期开学了。

　　开学典礼简单、朴素，隆重而又庄严。庙堂外一片空地上，临时垒起的土台子，上面摆着一张长方桌和几条木凳，悬挂着“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开学典礼”的横幅，这就是主席台，1065个学员在主席台下静候典礼开始。

　　“我党创办抗日红军大学，是为准备迎接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到来。为了适应新形势、解决新问题，需要培训干部，提高干部素质。因此，我们的干部需要重新学习，重新训练，以便将来出校后能够独当一面地去工作。”典礼上，中央领导毛泽东的讲话，学员铭记在心。

　　罗荣桓、罗瑞卿、谭政、彭雪枫、罗保连……这些在中国革命史上响当当的人物，在经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后，成为“抗大”第一期第一科的学员，并成为“抗大”后来的兼职教员或分校校长，也就是从这个班，走出了开国22个将帅。

　　“抗大”开学了，但“抗大”究竟有什么、没什么？毛泽东在开学典礼上告诫学员：“我们这里要教员，没有；要房子，没有；要教材、要经费，没有；怎么办？就是要我们艰苦奋斗。”

　　“雪山、草地、腊子口，穿着草鞋照样走，这点问题怕什么？”建校初期，学员们将马厩、寺庙、石窟改建成一间间干净整洁的校舍。没有教

　　员怎么办？抗大初期，专职教员仅有冯达飞、杨兰史，张如心三名，大量的学校领导由学员兼职，林彪、罗瑞卿、陈光等一边工作一边学习，既是教员、领导，又是学员，这样的办学体制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

　　战乱，半年之内，“抗大”先后迁至保安(今志丹县)，并于1936年底迁至延安城，学校也数易校名，1937年1月19日，学校正式更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但对于一个培养军事人才的学校来说，每迁移一个地方，就意味着学校建设要从零开始。

　　冲破封锁到抗大就是考试

　　林施均、谷凤鸣分别是抗大第四期、第五期学员，一样的志向、信念，所不同的是，一个是知识青年，一个是八路军基层干部；一个是扒火车到达延安，而另一个则是被老百姓抬到了延安。

　　“那时候，一心想着去延安，别的啥也不想了！”这么多年过去了，想起自己当年长途跋涉奔赴延安的经历，谷老说。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中共中央立即向全国各地发布抗大招生广告，号召有志青年献身民族解放事业。一批又一批知识青年，冲破日寇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层层封锁，奔赴延安，截至1938年底，就有1.5万余知识青年涌入抗大学习。

　　“抗大没有考试，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到延安来，这就是最好的考试！”毛泽东曾经这样告诫抗大学员，同样激励着林施均、谷凤鸣，不远万里奔赴延安的那股子冲动，也就是最严峻的考试。

　　那年，林施均18岁，在广东省合浦县立中学(今归属广西省)读高二，战争开始后，合浦县陷入炮火之中，渴望读书的林施均不得不辍学，在他的心里重新燃起的，是一种抗日救国的梦想;虽然年仅18岁，林施均却读了很多进步书刊，和一些志同道合的青年朋友，组织读书会、游行示威、封杀日货，干得热火朝天，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们那个时候的小孩子，对日本人是很愤恨的。”

　　不上学了，林施均有更多的时间读一些进步刊物，宣传抗日救国。一次偶然机会，他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一篇叫《活跃的肤施》(注：肤施为延安古时的名称)的文章，介绍抗大的建设、抗大的生活。之前，对抗大已有初步认识的他，更加坚定了去抗大学习的决心。“想去延安的青年人特别多，到1939年的时候仍有很多！”1938年4月，在广州城内，19岁的林施均寻找北上延安的朋友，集合到一起，炎炎烈日下，他们出发了。

　　火车开得很慢，为了躲避日军轰炸，白天停、晚上开，不知道过了几天，才到达郑州，然后他们转道去了西安，“这一路上，我们碰到好多从全国各地奔赴延安的青年人，大家只有一个梦想，到了延安，就一定能够找到救国的路。”

　　来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因为有一封在武汉开的介绍信，林施均比其他人更快到达延安。4月初，林施均乘坐运棉衣的车到达延安，第一眼看延安，林施均说：“感觉很像苏联！民风很好，人们喜气洋洋，开荒种地，有股子干劲！”

　　和林施均不同，去抗大学习之前，19岁的谷凤鸣已经是河北省“青年纵队”1团政治处副主任。但他认为自己啥也不懂，难以胜任工作的谷凤鸣，急切地盼望有人能够指导他学习学习。

　　1938年7月初，谷凤鸣终于等来了学习的机会。7日，“青年纵队”举办抗战一周年纪念，邓小平同志前往参加。身为干部的谷凤鸣，一次偶然的机会，在邓政委屋里的一本《解放》杂志上看到了抗大的招生公告，“我当时就像遇见了救星一般，赶紧向邓政委提出了去抗大学习的想法！”邓政委连声说：“那好啊！”

　　“8月，我们组织了一个连，一百五六十人出发了，但没想到，我这一走就走了三个多月，而且是被老百姓抬到了延安！”

　　“一天夜里，部队渡汾河，河水不深，刚刚没及腰部，过了河后，在一个山头上宿营。谁知，先前屁股上被蚊子叮的小疙瘩在河水浸泡后发炎了，部队只好将我送到了附近的野战医院治疗。”

　　大部队走了，躺在野战医院的谷凤鸣心急如焚，“什么时候才能到延安呀！”接下来的3个月，谷凤鸣被老百姓抬着，一个村子接着一个村子赶赴延安，“这一路上，老百姓可辛苦，每个护送班抬90里路直到延安，在路上，我看了不少进步书籍，《大众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

　　12月初，谷凤鸣终于被老百姓抬到了延安，第二天便经历了日军对延安城的轰炸。

　　抗大学习让我坚定救国信念

　　“抗大抗大，越抗越大！”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奔赴抗大，母女同班、兄弟姐妹同班，甚至全家人都到抗大学习。

　　“那年我才19岁，在抗大学习之后，我的思想认识等各方面都成熟了很多，更加坚定了我抗日救国的信念。”林施均依然记得毛泽东在第四期开学典礼上所说的一段话：“你们在这里学习的时间很短，只有几个月，学不到太多的东西，但你们可以学一样东西，一样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学一个宗旨———抗日救国。这是我们学校的总方针，也是全国人民的要求。”

　　新建成的抗日军政大学纪念馆里，洗漱、操练、上课、听报告……，一张张资料照片再现了一幕幕栩栩如生的学习、生活画面。“就是那个样子。”87岁的林施均精神矍铄，依然能哼唱那首响彻宝塔山的抗大校歌。

　　“每天早上起床后，我们走上一小段路，到延河边洗脸、刷牙，那个时候，延河水特别清澈，还可以游泳。洗漱完，大家集合操练，操练是必修课；每天上午上课、下午讨论。上课一般是露天上课，大家搬来小木凳，有的时候干脆坐在背包上，老师讲得很少，全靠学生自己领悟，每天下午的讨论课都非常激烈。”半年时间，除了军事理论，林施均还学习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等课程。

　　“从在抗大做专职教员起，我干了一辈子教育事业。”林施均老人说自己总是在一个学校组织机构出现问题的时候，前去整顿而且肯定有转机，“这都得益于在抗大的锻炼，那时候经常组织成立新的大队，无形中锻炼了我的组织管理协调能力。”

　　抗大在根据地遍地开花

　　1938年10月下旬，广州、武汉相继沦陷，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中共中央决定将抗大搬到各个抗日根据地，在抗日根据地创办分校，为八路军、新四军培养干部。

　　1938年12月，抗大一分校、二分校相继成立；1939年7月，抗大三分校成立……

　　抗战期间，中共中央总共在全国抗日根据地创办了12所抗大分校。当时，学员中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认字就在背包上，写字就在大地上，课堂就在大路上，桌子就在膝盖上。”面对日军的大扫荡，在抗大，学习也变得异常困难！

　　“那时候，为了躲避日本人的围剿，保护我军干部，在抗日根据地，学校都改称青年纵队！”抗大只能暗中办学，上课、生产、迁移，林施均用笔记下了在抗大生活的每一个惊心动魄的日子。

　　1942年10月21日

　　忽然，“啪、啪”两声枪响，侦察员急促地跑来报告情况，也听到一个同志的呻吟声，大家都在紧张地等待着命令。

　　连长命令队伍往山坡上冲，大家形成散兵群迅速进行。我端着枪，跟着别人用力跑，背包压在背上沉甸甸的，满满的装着讲课提纲的挂包摇晃着，冲过一块庄稼地，有些气喘不过来了，但仍然一步步地往山上爬，“路是由人走出来的”，不管是酸枣刺，是蒺藜，把皮肤刺破了，我们一直攀登到山顶。

　　虽然时时面临着敌人的突然袭击，但林施均依然觉得工作很愉快，因为他所面对的，是一批又一批学习热情很高，不怕苦、不怕累的学员。

　　他在日记里写道：“由于大家过度分散和疲劳，不可能进行正规教育，只组织了几次讨论会。今天是政治教育时间，我给大家作了一次反主观主义的启发讲课，随后，把昨天记好的笔记发给大家。于是，写的写，想的想，谈论的谈论，检阅笔记的检阅笔记，草坪上顿时掀起学习的热潮。”

　　记忆深处的大青山突围

　　“大青山战斗，每个抗大学员都不能忘记，一分校牺牲了290多个学员，包括我的在教员训练班的同学唐国琼！”虽然没有参加战斗，但经历了60年的风风雨雨后，回忆起抗大生活的那段经历，86岁的谷凤鸣老人依然倍感伤痛。

　　“消灭了抗大，就是消灭了边区的一半”、“宁肯牺牲20个日本兵换1个抗大学生，牺牲50个日本兵换1个抗大干部！”面对抗大对日军造成的威胁，日酋冈村宁次已是歇斯底里。

　　1941年11月，日军纠集了5万余人，对沂蒙抗日根据地实行长达两个月的“铁壁合围大扫荡”，所到之处烧光、杀光、抢光。“我们在滨海地区活动，抗大一分校地处鲁中费县，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鲁中成为敌人实行铁壁合围战术的地方。”谷凤鸣回忆。

　　“那时候，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115师后方机关和抗大一分校处于鲁中费县大青山腹地。”11月30日拂晓，敌人开始围剿。

　　“二大队、三大队，抢占李行沟南、北岭的有利地形，阻击敌人实行铁壁合围战术，掩护大部队突围。”校长周纯全果断决定，300多名抗大学员开到了一线。

　　二大队队长邱则民、指导员程克带领40多名学员，坚守高地……在抗日军政大学纪念馆里，一个巨大的声光画面效果演示，生动地再现了那悲壮的一幕：“机枪手牺牲了，队长邱则民端起机枪，疯狂地向冲上来的敌人扫射，子弹打完了，不堪被俘的他用力地砸毁最后一挺机枪，跳下悬崖；指导员程克和最后的17名学员与敌人展开肉搏，终因寡不敌众，全部英勇牺牲。”

　　在这次突围中，抗大一分校二大队290多位教员和学员壮烈牺牲……

　　浏览了抗大9年辉煌的历史，记者脑海里留下了一个不容抹杀的数据：在9年时间，抗大为部队培养了20多万名优秀的军政干部，不愧为抗战期间的“黄埔军校”！本报记者　刘海宏

　　本文参考《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史》、《陕西军民抗战纪事》，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