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回忆之：西安事变扭转危局留传奇(图)

西安事变前夕的张学良（左）、杨虎城　新华社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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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在1936年12月12日清晨接到张学良的电报，他断言：这次事变是有革命意义的，是抗日反卖国贼的。

　　叶剑英元帅1954年来到西安，故地重游，挥毫作词：“西安捉蒋翻危局，内战吟成抗日诗。”

　　西安事变惊世骇俗，不同凡响，扶危定倾，扭转乾坤，成为20世纪最有影响、最富传奇魅力的历史故事之一。

　　“在中国现代史上，西安事变是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事件，事件的发生与和平解决，无论对当时中国的时局，或者是以后中国历史的发展，都具有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西北大学西安事变研究中心主任李云林近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谈到发生于69年前的西安事变，他这样说：“它富有传奇一般的色彩，以突发的姿态出现，同时也以意想不到的结果收场。”

　　而作为事件的本身，它的传奇性、戏剧性更被后来者传诵，成为在西安这个大舞台上上演的一幕经久不衰的大戏。

　　悲　为国家民族　英雄泪满襟

　　1936年12月11日晚，张学良、杨虎城决定次日兵谏。12日凌晨零点后，张学良带领十几名高级将领和幕僚来到杨公馆，杨虎城早已在此等候。张学良一跨进门就风趣地说：“虎城兄，干不干？不干就取绳子，我把十几员大将都带来了，你赶紧去拴，拴了送南京领赏升官。”杨虎城也笑道：“当然要干。不过领赏升官却干不了。”这时候，东北军和17路军的高级幕僚黎天才、卢广绩、高崇民、王菊人、应德田等人已经开始起草“双十二”通电和“八项救国抗日主张”的电稿，张、杨则守候在电话机旁，指挥临潼、西安的兵谏战斗。

　　而此前，张学良还上演了从口谏、书谏到苦谏、哭谏的一幕。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第四次来陕，以临潼华清池为行辕，准备亲自督战，调集十万大军，企图消灭中国共产党和红军。

　　战斗机和轰炸机一队降落在西安机场，蒋的高级将领陈诚、卫立煌、朱绍良等也都来到西安，住进西京招待所。12月6日，蒋介石在华清池专门召见张、杨，提出两个方案：一是将东北军和17路军全部开赴前线，进剿红军，中央军在后面“接应”；二是东北军调往福建，17路军调至安徽，把陕甘两省让给中央军“剿共”。

　　这两个方案，张、杨都不能接受。12月7日，张学良再次来到华清池，准备以至诚向蒋介石“哭谏”。张学良痛陈利害：“国家民族利益已到了最后关头，非抗日不足以救亡，非停止内战不足以救国。继续‘剿共’，绝非出路。”蒋介石一笑置之。

　　张学良又说：“当今是抗日第一，红军的问题可用政治方法解决，只有对外才能安内，一旦抗日即能统一。”蒋介石不悦，训斥道：“你不明白共产党，你是受了共产党的蛊惑。中国最大的敌人不是日本，是共产党，今天确实到了剿灭的时候了，你不主张‘剿共’而主张联共，简直是反动！”张学良哭，声泪俱下。

　　张学良继续含泪说：“现在全国人民都一致要求政府抗日，若再继续剿共打内战，必然丧失人心，绝对不会有好结果！”蒋介石怒，拍案厉言：“现在你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计划也不能改变！”

　　哭谏失败，张学良回到西安。12月8日，在杨虎城止园别墅，张杨两位将军共同做出历史性的抉择———兵谏。初步的行动计划是：东北军负责赴华清池拘禁蒋介石和临潼沿线的警戒任务，杨虎城17路军则在西安城内拘禁南京政府委员，解除蒋系军、警、宪、特的武装，同时扣留机场作战飞机及负责火车站的警戒任务。

　　惊　拂晓枪声　惊醒混沌梦

　　1936年12月12日凌晨4时，临潼华清池响起了枪声，与此同时，西安城内的战斗也已打响。

　　李子含，陕西扶风县人，参加了当年的西安城内的战斗。“部队出发前，旅长孔从周给我们战斗连下达任务，攻打省政府，解除守卫省政府宪兵队武装，拘捕官员。”

　　李子含今年已经86岁，身板硬朗，思路清晰。他回忆说，西安事变前五六天部队就有动静，但具体有什么行动大家都不知道。“西安事变前几天，就感觉部队里情况变了，部队不见出早操，点名也不像以前准时，各连都擦枪擦炮，修炮车，很紧张。那个时候蒋介石已经在临潼了，中央十三师也进了潼关，西安内部紧张备战，把大炮整个拉到北城去了。之后，还搞了一次夜间教育，孔从周讲了话，他说：最近西安有些情况，有异党在西安活动，一定要警惕，保障杨主任的安全，最后还要部队保守秘密。我们炮兵营临时编成三个轻装战斗连，一个连六七十人，都是身强力壮年轻的战士。”

　　12月12日凌晨3时，战斗连首先从习武园校场出发，避开省政府院内碉堡的枪眼，紧贴街道两侧的街房，悄无声息地进入大皮院作战位置。凌晨4时，从钟楼方向升起三颗红色的信号弹，攻打省政府的战斗打响了。

　　“信号弹一打，班长带着搜索班一下子就扑到省政府的大门前，门外的哨兵很快被缴了枪，里面的一个哨兵看见了，就大声喊：有人抢枪了！这一喊，炮楼里的宪兵开始射击，省政府里面的卫兵也开始还击，一时间枪声响成一片。”

　　与此同时，在临潼，扣蒋战斗正酣。东北军外线部队分别在灞桥以东和骊山附近进入阵地，包围了华清池。内线部队在孙铭久的带领下迅速解除了驻华清池外院一排宪兵的武装，继之，孙铭久与白凤翔、刘桂五带领的卫队一营先头部队一起冲进了二道门，但遭遇到蒋介石卫队的猛烈抗击。他们迅速改道，从假山石小道摸进五间厅，发现蒋介石的衣帽、假牙都在，人却不见了，伸手摸了摸蒋介石的被窝，尚有余热，判断蒋介石不会走远，即命令士兵在院内各处搜索。

　　此时，天已放亮，张学良电话指示白凤翔：9点钟以前找不到委员长，你拿头来见我。这时有士兵报告，在华清池后门山腰处发现蒋介石的一只鞋，白凤翔命令马上搜山，特务营班长陈思考在骊山半山腰找到躲在一块虎斑石后面的蒋介石。这块虎斑石，后来被蒋介石的御用文人称作“民族复兴石”，旁边建了亭子叫“正气亭”或“蒙难亭”，解放后，改为“捉蒋亭”，1986年12月纪念西安事变50周年改为现在的“兵谏亭”。

　　奇　风云际会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当天，张学良、杨虎城向全国及南京政府通电，提出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为主要内容的《抗日救国八项主张》，同时，电邀中共中央派代表来西安共商大计。这在国内引起了巨大反响，西安一时成为全国政治斗争的中心。

　　西安事变爆发当日下午，消息传到南京，引起了南京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极大震动，南京立即陷入震惊和混乱之中。南京方面在当晚召开会议，认为张学良是“劫持”领袖，“犯上作乱”，决定对其革职严办。

　　张学良的电报到了延安，让毛泽东也感到很突然，但显然事变的发生让他很高兴。“我们对这一事件的态度怎样，应该拥护，还是中立，或反对？应该明白确定，是不容犹豫的。”他断言：“这次事变是有革命意义的，是抗日反卖国贼的，是应该拥护的。”

　　苏、美、英、日等因在华利益的不同反应各异，对于事态的发展都给予了密切的关注。宋美龄、孔祥熙代表南京政府来了，周恩来、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来了，一时间，事态发展何去何从，扑朔迷离。古城西安风云际会，仿佛一台大戏正到激烈处，其间有运筹帷幄，也有刀光剑影。

　　12月23日，在杨虎城公馆西楼，西安、南京和中共三方经历了多次磋商，终于坐在了一起，周恩来代表中共，张、杨代表东北军和西北军，宋美龄和宋子文代表蒋介石。谈判的结果达成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释放蒋介石的协议，但蒋介石拒在协议上签字，只答应以“领袖的人格”作保，回南京后逐步执行协议。

　　12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蒋介石释放后的指示》，认为“蒋介石接受抗日主张与蒋介石的释放，是全国结束内战一致抗战之新阶段的开始”。本报记者　张小刚

　　新闻“三剑客”历险事变

　　美国记者史沫特莱

　　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因偶然的机遇而成为事变现场的目睹者。12月12日凌晨，杨虎城的卫队包围了西京招待所，将住在这里的国民党军政大员全部逮捕。正巧此时也住在西京招待所的史沫特莱被枪声从梦中惊醒。

　　当她读完了张、杨两将军的通电后，便全身心地投入到西安事变的采访报道中，在西安广播电台的节目中，她报道了她与张、杨两将军的会见，还有蒋介石被监禁的情况，以及周恩来、叶剑英飞抵西安的消息。

　　英国记者詹姆斯·贝特兰

　　西安事变发生时英国记者詹姆斯·贝特兰还在北平。12月12日夜，他从燕京大学的一个同学带回来的印刷品里得知发生了西安事变，马上意识到“自己正面临着一个千载难逢的报道良机”。

　　通过斯诺的帮助，他于12月27日到达西安。这时，蒋介石已由张学良陪送回南京，但由于蒋介石背信弃义，潼关一带仍是战云密布。贝特兰一直活动到1937年2月8日，中央军开进潼关，接管西安为止，历时44天，他是惟一的深入事变现场、报道危机直至终场的西方记者。返回北平后，利用他在西安搜集的大量第一手资料，他写了一本书叫《中国的危机：西安事变的真相》。

　　《大公报》记者范长江

　　范长江当时正在绥远抗敌前线采访。听到发生了西安事变，他折转回包头，搭乘欧亚航空公司的飞机飞往宁夏，之后又辗转到兰州，从兰州又乘车沿西兰公路去西安。经过一路涉险，他于2月2日赶到西安。

　　2月14日返回上海后，范长江说服《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抢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开幕前，发表了他的专论《动荡中的西北大局》，不仅对张、杨两将军发动西安事变、中共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的积极作用作了公正的评价，而且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了介绍和简述。　

　　女儿眼中的父亲杨虎城

　　回忆人：杨拯英

　　(目前在陕西省政协工作，7月20日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对父亲的印象来自照片

　　我对父亲没有接触过的印象，都是从照片上看到的，照片上我妈特别漂亮，父亲戴着博士帽、穿着西服。西安事变时，我只两岁，之后父亲就出国了，接着被囚禁直到被杀害，我再没有见过他。

　　那时候也不知道父亲去哪里了，我的心里老是朦朦胧胧地希望父亲、母亲回来。有一段时间，我一放学就站在书院门外的一根电线杆下，等父亲从那边过来。因为照片上父亲穿着西服、戴着博士帽，就认为戴博士帽的人中间没准就有我父亲，每天吃完晚饭就要在那等，结果等来等去也没有等到。

　　后来上学了，渐渐听周围人说，然后就知道父亲是抗日的，就觉得他是个好爸爸。那时抗战就是个标准，只要抗战都是好人，当时，西安群众的抗日情绪很高，对日本人特别憎恨，周围的亲戚朋友讲的都是抗日，我们在一起时经常唱一首歌：我的爸爸是个好爸爸，他到前线打敌人。

　　为躲特务迫害逃难成都

　　西安事变后，在蒋介石的逼迫下父亲出国考察，“七七事变”爆发后，父亲要求回国，一到香港就受到监视失去自由，后来又被骗到南昌囚禁起来。我母亲得知父亲被扣押很着急，就把我们姊妹四个托付给外婆，带着哥哥杨拯中到南昌去陪父亲。当时我只有3岁，姐姐杨拯美5岁，还有两个妹妹杨拯汉、杨拯陆。

　　为了躲避特务的迫害，母亲走之前就安排外婆带我们去成都。外婆带着我，还有杨拯美、杨拯陆、杨拯汉，同行的还有亲戚、奶妈，还有父亲的一个副官，专门照管我们。当时没有想到父母亲会囚禁那么长时间，虽然对蒋介石有看法，但也没有想到会这样，无论怎么说父亲是抗日的，顶多处罚一下，没有想到后来就再见不上了。

　　父亲的民族意识很强

　　我对西安事变的了解在文化大革命后。开始在西安中学工作，当时天津有一个作家写了一篇文章叫《吴清珍》，吴清珍在贵州息烽监狱里侍候过我母亲，给我监狱里生的妹妹当奶妈，这个作家建议我去贵州调查父亲的情况。为了把这件事弄清楚，1981年后，我就正式调到陕西省政协，后来一直搞文史资料搜集整理，这才对父亲有了比较详细的了解。

　　父亲是一个民族意识很强的人，非常爱国。他的抗日思想是在“九一八事变”后就有，对日本的侵略他一直满腔义愤，基于这种思想他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所以在当时的条件下，才发动了西安事变。

　　他爱国、爱民族的思想在西安事变之后的一些事情上也能看出来。西安事变后，17路军官兵就劝父亲不要离开部队，更不要出国，并建议他住到耀县药王山，那地方离苏区近，不行就与蒋硬抗，他当时的回答就可以看出他的思想，他说：“我们这次兵变是为了改变国策，统一抗战，挽救民族危亡，只要能实现全国一致的抗日，就是把我个人牺牲了，把17路军牺牲了，我认为都是值得的。”

　　“七七事变”后父亲要求回国，当时他先请求苏联，希望从苏联回来，当时斯大林没答应。没办法，他只有再请求蒋介石。有人劝他回去有危险，他说，他发动西安事变的初衷就是抗战，现在抗战已经开始了，他在国外逍遥不合适，要回国参加抗战。另外，他也抱着一种思想，作为军人，国家危亡之时要当先，所以他把个人安危都置之度外了。本报记者　张小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