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访谈：左右中日关系发展的六个变量

潘维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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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访谈动机

　　两年多来，中日关系一直处于低谷和僵局状态，并掺杂着两国人民的情绪。

　　中日关系要走出僵局不容易，需要对中日关系做精确的研究和判断，这是第一步。

　　更关键的是，如何才能让双方认清两国关系的性质？我们究竟该怎么办？这对中国外交无疑是个极大考验。

　　□本报时事访谈员张传文 北京报道

　　摄影/本报记者 高松

　　中日关系的六大基石不可破坏

　　《新京报》：中日关系在这个九月再次受到关注，抗战胜利60周年、日本自民党的大胜以及9月18日作为一个特殊的日子，都让人们再次关注两国关系及未来的走向。可以说，两年以来，中日关系一直处于低谷，直至走到了今天这样的僵局状态。对中日关系您怎么看呢？

　　潘维：中日关系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以来维持了大约二十年的温情。而今，如同在火炉上的一锅水，中日关系正在沸腾。一旦水烧干了，锅底就会烧穿。

　　破坏中日友好关系是很容易的，维护这关系却很不容易。中日友好关系建立在六大基石之上。破坏了这些基石，中日关系就难以为继。

　　基石之一，中国与日本是邻居，而且彼此都是庞大的、极重要的邻居，应当互为善邻。如果任何一方把对方认作恶邻，中日关系就难以为继。

　　基石之二，中国与日本是文化上的亲戚，甚至有“书同文”和“一衣带水”的亲近感。我们交流频繁，彼此并不陌生，绝无相互理解的困难。如果任何一方把对方认作文明的异类，社会政治的异类，是非不分，不可理喻，中日关系就难以为继。

　　基石之三，亲戚加近邻的关系让我们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相互学习。我们双方都认识到，因为地理和历史的因素，我们两国的社会有很大差异。岛国的精致、认真、执著、勤奋，大陆国的粗犷、气魄、宽容、理想，是我们彼此灵感的重要源泉。在漫长的历史里，日本从中国学到了很多；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国从日本学到了很多。如果对亲戚和近邻不再有互相尊重，而是看作一方对另一方的施舍，我们学习彼此的热情就会冷却，中日关系就难以为继。

　　基石之四，中国与日本是经济上的密切伙伴。尽管中国与日本并不“相互依存”，却互通有无，互惠互利。因为我们是近邻和亲戚，而且经济规模都非常庞大，我们能够成为彼此最大的经济伙伴。中日经济是互补的；而且，倘若双方诚心促成经济一体化，两国能成为亚洲经济持续飞翔的、强大的双引擎发动机。那是二十一世纪亚洲进步的希望，也是世界进步的希望，是彻底消灭世界贫困现象的希望。如果任何一方把这种亲密的经贸关系看作威胁，中日关系就难以为继。

　　《新京报》：还有什么呢？

　　潘维：基石之五，双方对长远利益拥有共识：我们彼此不是战略竞争对手，而是战略伙伴。我们不仅是相互尊重以及关系密切的邻居和亲戚，我们也都是现实主义者，承认实力对比的迅速变迁能对国家利益产生重要影响。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鼻祖是古希腊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他提出，爆发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根本原因是“雅典的迅速崛起和斯巴达对此的恐惧”。由此，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看重两大要素，一是实力均衡的客观变迁，二是对实力变迁的主观看法。换言之，中国的迅速崛起是客观事实，但对这个事实的认知是可变的，因人、因时、因地而异。日本政府认识到，中国的繁荣与进步对日本不是威胁，而是共荣的机会。为此，日本政府向中国提供持续的贷款援助，鼓励日本企业对华投资，帮助中国学生到日本留学，帮助中国改善自然环境。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此铭记不忘，深怀感激。日本政府也体认，中国的崛起不是对外进行政治军事扩张的过程，而是内向型的，使自己的社会和内政现代化的过程，是艰巨的、长期的城市化和法治化过程。由于日本的侵略史与台湾问题和“台独”势力密切相关，日本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持极为谨慎的态度，主张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不鼓励“台独”势力，表达支持中国和平统一的意愿。日本政府不仅理解中国的崛起，也理解西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偏见和警惕。中国对日本政府的善意表达感激之情。我们承认，中国的市场繁荣会在局部利益上导致与日本的冲突。然而，因为以上的基本认识，我们会在友好的大环境下平等协商。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没有不可妥协的问题，而且，即便是最棘手的领海争执，也绝非十万火急，可以无限期地推迟解决，甚至共同开发。概言之，中国与日本互为战略伙伴，日本成为中国与西方谅解、和解、合作的巨大桥梁，因为日本不把近邻和亲戚视作威胁，不把中国的繁荣和进步视作威胁，不参加对华遏制战略，不落入让亚洲人平衡亚洲人的圈套，而是把中国视为合作共荣的伙伴。如果日本政府放弃了这种主观认识，把中国的繁荣与进步看成对日本的威胁，把台湾看作“脱亚入美”的杠杆，刺激西方对中国的偏见，甚至充当西方遏制中国的先锋，中日就互为战略竞争对手了，中日关系就难以为继。

　　基石之六，对1945年以前的五十年历史，两国政府和人民有着相同的认识。这认识就是：(1)在那半个世纪里，日本“脱亚入欧”，学习和奉行欧洲式的帝国主义对外政策，是中国的恶邻，也是全亚洲的恶邻。三千五百万中国军民的鲜血，因日本这恶邻而流荆(2)日本政府和国民对这西方式的帝国主义政策真诚忏悔和道歉，保证再不重犯这错误。(3)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上，中国政府接受日本的道歉，大度地放弃对日索赔，以表达中国对日本五十年侵华史的原谅，也表达日中永不再战，让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成为好邻居、好亲戚的愿望。如果日本方面不再承认这三点共识，对丑恶的历史不再认作丑恶，反而感到骄傲，两国人民之间的敌意当然高涨，中日关系就难以为继。

　　《新京报》：如果破坏了这些基石，中日关系的裂痕是不是将越来越大？

　　潘维：对。正因为我们是近邻和亲戚，我们需要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彼此学习，中日两国关系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国际关系，其中必然包含强烈的道德和情感因素。如果以邻为壑，混淆是非，把中国的繁荣与进步看作威胁，我们就必然成为恶邻，双方就拒绝或者断绝亲戚关系。近邻和亲戚一旦成为敌人，就是最恶劣的敌人，连正常的国家间关系都难以维持。富裕的日本当然可能购买到“安全理事会”的常任席位。但丧失了历史道义感的日本，会让邻居们感到非常不安全。连社区邻居们的尊重都得不到，哪里会得到世界的尊重？若日本让邻居们不安全，安全理事会的永久席位不会增加日本的安全，只会减少日本的安全。同样的道理，如果德国政府不以发动横扫欧洲的战争为耻，如果德国领导人鼓吹为侵略战争而死是死的光荣，如果德国知识界竭力去“修正”大屠杀的历史，让社会相信希特勒有理，如果德国政府要求欧洲被侵略的国家忘掉历史向前看———而非牢记历史教训向前看，德国在欧洲就不会有好邻居，不会有亲戚，不会有朋友，甚至不会有安全。没有一个经历过灵魂革命洗礼的德国，欧洲战后的进步与团结的局面就是空想，欧盟根本就不可能出现。日本右翼势力不懂得这个道理。他们想以忘掉历史向前看的说词来混淆大是大非，甚至“修正”历史，为新式的“脱亚入欧”，为重新武装日本，为打着民主阵营旗号再次奉行冒险的、进攻性的、帝国主义式的政策铺路。换言之，对1895-1945年五十年中日关系历史是非的认识，乃是中日关系的基石之一。

　　日本右翼为何乐见中日关系恶化

　　《新京报》：自从中日恢复邦交以来，两国关系相当温和、相当友好，现在这种局面逐步被破坏了，原因何在？

　　潘维：中日关系的恶化是日本右翼势力有意挑动的。挑动中日争端的目的是重振大日本国强硬的进取精神。

　　为中日关系恶化而高兴的只有一派人：日本的右翼势力。他们在日本是强大的一小撮。对这些人而言，日本自战败以来卧薪尝胆，韬光养晦，目标是重新成为“政治大国”。他们不提“军事大国”，因为日本早已拥有亚洲最强大的海空军力量。而且，他们已经找到了向海外派兵的借口，还会很容易就跨过“核门槛”，找到从核大国变成核武器大国的借口。

　　为什么日本右翼势力乐见日中关系恶化？因为中国的崛起使日本相对变矮了。日本需要精神，需要大国精神，需要复兴“日本第一”的自信。强烈的自信心能帮助日本从十余年的萎靡中崛起，从战败的心理阴影中解脱。重振这精神需要理论基础，最方便的理论是福泽谕吉(此君的头像印在面值一万日元的钞票上)的“脱亚入欧”论，而今是“脱亚入美”论。重振这精神需要“修正历史”。最需要修正的是日本半个世纪的“脱亚入欧”史。让青年们忘却半个世纪的罪恶，甚至把罪恶史认作光荣，激励日本青年对国家的荣誉感，使日本人摆脱精神上的“历史束缚”。重振这精神需要“刺激”。最方便的刺激就是找个敌人，最方便的敌人是正在崛起的中国。受中国“霸权”的“威胁”，日本才需要回归“武士道”。重振这精神还需要“事故”，日本右翼势力在中日之间挑动无中生有的争执，寻求偶发的事故为反华口实，甚至主动制造能产生严重政治军事后果的争端。

　　历史真的会很相似。当年“军部”里的右翼军官们不就是这样四处寻找“口实”，甚至制造“事件”吗？

　　《新京报》：对此，中国该秉持何种态度呢？

　　潘维：最不希望中日关系恶化的是中国。在目前的国内和国际条件下，中国明显没有任何理由希望中日关系恶化，在可见的将来也不可能产生这种理由。中国并不认为日本可能会侵略中国，正如日本右翼势力也明明知道中国不可能侵略日本。中国内部的现代化事业正进入关键时期，中国不需要外部敌人，更不希望邻国是敌人。中国需要和平的世界大环境，中国需要近邻和亲戚的友谊，中国需要日本的友谊。

　　对中国官方维持和修补中日关系的努力和诚意，日本当权派心知肚明。然而，他们却对中国政府的种种努力，故意表现出不在乎、轻蔑，甚至故意诬蔑中国政府鼓励“反日本人”的“种族主义”情绪。

　　破坏中国政府维护中日关系的努力是非常容易的。因为我们是邻居、亲戚、伙伴，不久前还有血仇，只要挑起事端，就能激发民族间的仇恨。接下来就是仇恨的自动循环。在民众普遍的仇恨情绪之中，哪个政府的政策能不受牵制呢？

　　《新京报》：与德国相比，日本右翼势力为什么能够继续存在和壮大呢？

　　潘维：日本右翼势力能够发展壮大，战后美国纵容是一大原因。出于冷战和朝鲜战争的需要，美国让日本保存了战前体制，也保存了战争时期的领袖层，甚至鼓励日本重新武装。如此，日本从未经历过德国式的对战争的反省，日本也从未经历过反拾脱亚入欧”道路的灵魂革命。相反，日本有相当一部分精英在抱怨，日本是“原爆”受害者，而非始作俑者。他们认为自己不应当遭受这种惩罚，因为自己“不过是”成功地模仿了西方流行的殖民主义政策。

　　如何破解中日关系的僵局

　　《新京报》：今天，日本右翼倾向已经成为日本对华外交的重要表征，我国该从何入手改善中日关系？

　　潘维：避免锅底烧穿的办法有两个，第一是釜底抽薪，第二是不断往锅里加水。

　　历史上，国民党政府的步步退让并没能使“军部”的极端分子收敛。九一八事变发展成七七事变，到淞沪放弃抵抗，到南京大屠杀。通过这些“成功”，军部的极端分子们向全体日本民众证明：效法十九世纪欧洲殖民主义行为模式是成功的，“脱亚入欧”的思想是伟大的。

　　而今的中国已非当日之中国，我国会对日本右翼势力采取严正批判的立常又因为他们是当权派，我们坚持道义原则，对右翼势力采取严正立场，就意味着对日本政府采取严正立常如果他们执意要把日本带向“军部”的老路，中国军民将严阵以待，寸土必争。日本右翼势力认为，中国企图以强硬政策来分化日本公众舆论，分裂日本社会。是的，对于极端分子破坏中日关系的企图，日本社会和日本公众舆论难道不应当分裂吗？当这些极端分子不得不用含糊晦涩的词句来表达他们的企图，难道不正说明他们心虚吗？正义必须有声，正义的声音必须被人民听到，必须被日本人民听到。而今，日本右翼势力正在领导日本全社会对反省进行反省，企图彻底否定反省的必要。严厉批判日本右翼势力，对其采取强硬的立场，就是釜底抽薪。

　　历史上，甚至在战争期间，中国人民也没有放弃争取日本人民的友谊。战后的中国人，以自己一贯的大度和宽容，抚养了日本人的遗孤。在建交前的二十余年中，中国始终在紧锣密鼓地推动中日民间亲善活动，为建交后二十年的温情关系打下了扎实的基矗

　　《新京报》：我们今天是不是可以考虑继续发扬民间友善的传统？

　　潘维：的确是这样。在日中关系紧张沸腾的今天，需要继续发扬民间外交的传统，把希望寄托在日本人民身上。密切中日民间的交流关系，努力阻止中日关系被日本右翼极端分子所左右，这就是往沸腾的锅里不间断地加水。

　　许多年以前，我曾向日本驻华外交代表提出过下面的建议：让我们效法战后法国和德国政府的做法，让中学生们都去对方国家度过暑假。日本家庭照料中国孩子，让他们学日语；中国家庭照料日本孩子，让他们学汉语。让我们两国的孩子们在对方的国家里拥有自己的养父、养母，让他们永远保持电子邮件联系，让我们两国人民的下一代成为兄弟姐妹，让我们化干戈为玉帛，消弭历史的仇恨，世世代代都做好邻居，好亲戚，好伙伴。

　　中日两国的距离并不遥远，交通十分便利。而且，如同日本家庭可以轻易支付自己孩子去中国的交通费用，中国至少有同样多的家庭支付得起去日本的交通费用，何况孩子们还可以坐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