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航天第一代领导奠基人：聂荣臻(图)

聂荣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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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聂荣臻元帅是新中国航天事业的卓越领导者和奠基人。建国后，他长期主管国家科学技术和国防科技工作，协助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做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特别是为“两弹一星”事业的发展，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开拓性、奠基性工作。

　　1956年10月8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当时，我国导弹、火箭技术究竟选择一条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是迫切需要明确的首要问题。是一切都靠自己从头摸索前进，还是一切

依赖外国援助？聂荣臻元帅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反复研究，确认应把立足点放在依靠自己的力量上，坚持自力更生，同时尽可能争取必要与可能的国际援助。为此，他在向中央的报告中提出，我国导弹的研究，应采取“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为辅，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科学技术成果”的方针。同年10月，党中央批准了这一方针。这就是国防部五院的建院方针。我国航天事业正是在这一方针的指引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走出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航天技术是现代科学技术的高度综合，几乎荟萃了当今世界上科学技术的全部最新成果，涉及到自然学科、技术学科、管理学科等众多学科，只有在各有关专业技术、基础研究的基础上，才能有足够的技术储备进行型号研制。科研“开门七件事”就集中体现了所需技术基础的重要内容。在我国航天事业创业初期，聂荣臻元帅就深刻地洞察到，科研“开门七件事”如果国内过不了关，将成为发展我国尖端技术的主要障碍。为此，他提出了组织全国大协作，开展新材料、元器件和新设备的攻关建议。这一建议的组织实施，不仅对当时导弹技术的发展至关重要，在全国范围形成了一个协作网，而且带动了我国整个科学技术和基础工业的发展。

　　预先研究、技术储备是研制航天工程重要的技术、物质基础构成。对此，聂荣臻元帅提出了按“三步棋”安排的原则，即在同一时期内至少要看到三步棋，安排好三个层次的工作。一是在探索研究的；二是正在设计和试制的；三是设计定型后小批生产的。历史发展的实践证明，“三步棋”的原则，有效地提高了当时科研工作的前瞻性、计划性、目的性，一步一步地夯实了我国航天工程研制的技术基础，特别对后来我国航天技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20世纪50年代，聂荣臻元帅提出的科研“开门七件事”和“三步棋”的原则到今天仍然非常重要，带有根本性的技术基础仍需继续加强。40多年过去了，出现了许多新技术，科研“开门七件事”也有必要增添新的内容。这就需要我们在现代新技术条件下，吸收当今国内外的先进思想、先进技术，结合我们的实际，创造性地去加强独立自主的设计，研制有自主

　　古人云“根深才能叶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只有加强技术基础，才能具备实现航天持续健康发展所需的“利器”，才能做到航天事业“根深叶茂”。

　　20世纪50年代中期，受党中央的委托，聂荣臻元帅负责主持组建航天技术研究机构。他首先把组织航天技术研制队伍作为一个战略性问题加以考虑。他认真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充分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狠抓科学管理，培养和造就了一支能攻关的坚强航天队伍。

　　航天队伍是航天事业兴旺发达的重要组织保证。在组建航天队伍的初期，聂荣臻元帅就高瞻远瞩，采取内外并举的方式，千方百计地从国内外广揽人才。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和支持下，聂荣臻元帅克服各种困难，卓有成效地进行了航天队伍的创建工作。对内，他全力协调工业部门、高等院校和军队，为国防部五院选拔了第一批急需的党政干部和技术专家；对外，通过各种渠道，争取在国外的科学家回国，并委以技术领导的重任。在聂荣臻元帅的精心谋划和组织下，国防部五院很快就集中起30多名科技专家和100多名大学生，开始了导弹、

　　科技知识分子是航天队伍的主体，聂荣臻元帅高度重视科技队伍的培养工作。20世纪50年代末，他就深刻地指出，我们必须把培养科学技术队伍作为一个战略性的问题来考虑。20世纪60年代下半叶，在同国防部五院高级知识分子的一次座谈会上，他又对在座的同志提出，我们应该看得远一些，要培养我们的年青一代。对年青新生力量的成长，我们应该感到欣慰。在聂荣臻元帅的谆谆嘱托下，老一代航天人不辱使命，言传身教，不断地培养和锻炼中青年骨干力量，让他们在技术攻关中充分发挥聪明才智。这也是我国航天技术得以快速发展的关键。

　　聂荣臻元帅非常关心、重视知识分子，即使是在最困难、最危险的时候，他也是想尽办法保护知识分子。聂荣臻元帅把自己比作科技战线的后勤部长。他说：“我自己就是个勤务员，我有志于当个科学工作的勤务员，为研究工作努力创造各种条件，保障科学工作者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条件”。20世纪60年代初特别困难的时候，聂荣臻元帅从各大军区、地方募集了一批批肉、鱼、豆等营养品，专配给从事国防尖端科研的专家们，以使专家们有充沛的精力投入到紧张的科研工作中去。针对知识分子当时科研工作时间不足的情况，聂荣臻元帅对当时要求科技人员政治上要“红”但不甚实际的做法，亲自主持制定了被誉为我国第一部科学宪法的《科学十四条》，并得到了中央的肯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科学十四条》中最关键、最敏感的问题有四个。第一，明确研究机构的根本任务是“出成果、出人才”；第二，尊重科学家、保护科学家，提出“初步红”的标准(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用自己的专业为社会主义服务)；第三，明确研究所一级党委才有领导权，基层党组织只起保证作用，党员要尊重非党科学家的意见；第四，认真贯彻"双百方针"，区分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的界限，思想问题和行动问题的界限。保证了科技人员有六分之五的时间能从事科学研究活动。“文革”期间，一些科技工作者受到迫害，聂荣臻元帅总是竭尽全力去帮助。他对知识分子非常尊重，核科学专家王淦昌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聂帅无论在工作上还是在制定、执行科技政策上，或是对科技工作者的关心方面，都是一位最好的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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