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日军老兵赴哈尔滨指认化武遗留地点(组图)

吉田勇雄在指认当年侵华日军兵器厂地点。记者 丁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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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明贵的腿部。

　　“当年的兵器厂现在是居民区”

　　81岁日本老兵来哈指认化武遗留地

　　20日8时40分，记者随81岁的吉田勇雄一行赶往双城市周家镇，寻找当年日军埋藏毒气弹及其他武器的地点。

　　吉田勇雄在1939年应征进入日本满蒙开拓青少年军队，随后来到中国，先后随部队在哈尔滨、宁安、佳木斯、东宁等地驻扎。1945年3月15日，在关东军独立辎重兵第57大队任二等兵的吉田勇雄，随部队来到周家。同年8月9日，上级命令他和其他87名士兵将仓库中的200余枚毒气弹和其他武器扔到周围的井中后便回到了日本。“当时我把一些炮弹从木箱中一枚枚取出，然后扔到井里。炮弹落井时发出的撞击声我至今都没忘。”吉田勇雄说。

　　吉田勇雄说，在他的记忆中，部队驻扎的地方离铁路线很近，因此此次寻访便将周家火车站作为起点。到了以后，当地居民说知道有炮弹埋在周围，但不清楚确切地点，以前周家也曾发生过炮弹爆炸事件。当地的东新村甚至被村民们称为“炮弹村”。

　　一位热心的村民带着记者和吉田勇雄一行来到周家距阿城27公里处的公路旁。这是一片开阔地，有一座类似堡垒的坟墓。吉田在开阔地上来回走了几圈后表示，他对这里没有印象。随后，当地工作人员又找来一位年龄比较大的人领路，但仍不是吉田想去的地方。最后吉田决定要凭着自己的记忆来找。

　　于是记者一行又随吉田回到起点——周家火车站，老人自己顺着路走了下去。到了第一个路口右转，然后一路走到了一个当地居民称为老生产队的地方，他说这里便是当年部队驻扎的地方，士兵们当时就住在这里，还有部队的货物场，用来储藏粮食等物资。随后，吉田老人很快又找到了当年的训练场和兵器厂以及部队驻扎时的铁路线，当地老百姓说，这里叫秸秆窝棚。训练场现在已经变成了一片粪场，当年制造炮弹和武器的兵器厂已经成为一片居民区。吉田老人十分想找到当年自己扔炮弹的水井，但是在村子里找了很长时间，问了很多村民，还是一无所获。

　　吉田老人表示，这些不是当年的建筑物，但他可以肯定的是，当年埋毒气弹的水井就在这附近，离铁路线不远。

　　吉田老人说，1979年签订中日友好条约的时候，把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战争遗留问题作为一条写了进去。但多年来日本政府始终没有解决。在听说齐齐哈尔有人受到毒气弹伤害的时候，老人便希望能够将自己当年所做的事情公布于世，让人们提高警惕。为此他曾经在日本媒体上发表过文章。这次他带着谢罪和忏悔的心情，在战后第一次来到哈尔滨，来到周家，是为了帮助中国的化武受害者寻找日本在战争时期遗留下来的证明，以便日后可以出庭作证，以及督促日本政府抓紧解决问题。

　　最后老人表示，他不会放弃，他以后有机会还会来中国，同时建议中国政府对他指出的地区进行勘察，尽早找到埋藏在地下的炮弹，不要再让无辜的百姓受到伤害。

　　本报记者 侯文琰

　　“我的伤痕永远都不会褪色”

　　李国强和司明贵并不是“8·4”事件的受害者，他们受到毒气伤害的时间已经很久远，多年来他们仍旧无法摆脱毒气带给他们身体和生活中的种种折磨。

　　提起当年的事，虽然已经过了近二十年，可57岁的李国强仍然很激动，他说为了打这场官司他已经5次赴日，打了近十年，可是直到现在也没有得到一个答复。“但我不会放弃，即使我没有了，我也要我的子孙为我，为全中国无辜的受害者讨回一个公道。”

　　1987年10月17日，那是个李国强永远难忘的日子，当时30多岁的他是齐齐哈尔第一重型机械厂(中国一重集团)职工医院的一名职业病医生。“那天富拉尔基区在挖煤气管道时，挖出了一个铁桶，我们前去监测，到现场把铁桶打开后里面黑糊糊的液体便流了出来，气味很刺鼻，因为我们当时无法鉴别，就将东西带回了单位。”三天后，李国强便出现了一系列的症状：气短、咳嗽、心悸、皮肤溃烂……直到今天，咳嗽已经成了他形影不离的“密友”。

　　“从那时起我的一生就被葬送了。30多岁正是人生的黄金时期，作为一名医生更是如此。可我却因为受到日本军国主义留下的罪证的伤害而葬送了所有的前程。”李国强说。

　　司明贵已经60岁了。在目前已经抵哈的受害者中，他中毒的时间最长，生活也最悲惨。用“家破人亡”这四个字来形容他中毒后的生活一点不为过。

　　司明贵中毒的时间是在1982年，当时家住河北的他来到牡丹江市市政工程处打工，挖下水道时挖出日本遗留下的化学品铁桶。桶一打开，里面的液体泄漏出来，司明贵滑倒在地上……中毒后，司明贵丧失了劳动能力，身体多处受伤，爱人因此抑郁而终。爱人的死使司明贵精神上受到极大伤害，时而清醒，时而糊涂。无儿无女的他多年来一直靠乡亲们救济度日。

　　司明贵说，现在他住的房子四面透风，连水电费都无法支付。“我真不想活在这个世上了，日本人为什么要让我承受这样的痛苦？”

　　本报记者 侯文琰 薛宏

　　如花的少女凋零的年华

　　在本次参加体检的众多受害者中，有三个漂亮的小姑娘，无情的现实在她们幼小的心灵上过早地打下了残酷的烙印。每一个孩子的眼中都无一例外装满着深深的忧郁。

　　冯佳缘：我想当运动员，可现在不能实现了

　　今年14岁的冯佳缘是个十分漂亮的小姑娘，她告诉记者，她是在2003年8月4日和小伙伴到齐齐哈尔第五中学玩时，被受到污染的土感染中毒的。“当时我们用那些土做小船、汽车，还有小房子。玩了五六个小时。”“那土有些像黄泥，除了有些异味和别的土没什么两样。”冯佳缘说。晚上5点多冯佳缘的双脚开始红肿，第二天便长满了水疱。“那天晚上我疼得一宿没睡。”

　　出院后，冯佳缘也加入到对日诉讼的行列中，曾经两次到过日本。冯佳缘的妈妈告诉记者，在这两年中原本开朗活泼的小姑娘变得沉默寡言，从不往人多的地方走。

　　“我以前最大的理想就是当运动员，我跑得可快了。”冯佳缘说，“可现在不行了，我跑不动了……”说着说着，冯佳缘的眼神黯淡下来。

　　陈紫薇：我视力很差，看什么都像蒙着一层薄雾

　　一屋的人都在说着自己的故事，她始终倚着被安静地听着——这就是陈紫薇，一个人如其名的柔弱女孩。陈紫薇是在父亲拉土垫院的过程中和父亲一同受到毒气感染的，今年14岁。她受伤最重的部位是眼睛，记者问起她时，她说自己现在视力很差，看东西像蒙着一层薄雾。记者问她，“你最喜欢做什么？”她想了一会说：“和小朋友在一起，可现在没有了，他们怕被传染，都躲着我。”她低下头。陈紫薇说，现在她放学后基本都在家，写作业，自己玩一会。从孩子轻轻的话语中，透出了无边的寂寞。

　　高明：我想像其他孩子一样跳皮筋、踢毽子

　　“别的同学能跳皮筋、踢毽子、跑步，可是我玩一会就很累，觉得脚疼。”和很多同龄女孩一样，高明从小就喜欢跳皮筋、踢毽子，但自从感染芥子气后，这些对她来说几乎是奢望。

　　12岁的高明是“8·4”芥子气事件中年龄最小的中毒者，当年只有9岁，是光脚在染毒的残土上玩耍时中毒的。明明的母亲告诉记者，全家人最担心的就是孩子的将来，感染芥子气后，明明最大的变化就是身体健康情况，不但经常感冒，而且不能走远路和运动。有的时候家人带她出去，可是刚刚走几步，明明就累得直喊脚疼。以前明明记忆力非常好，可是现在，前一天发生的事情，有时转眼就忘了，学习成绩也一落千丈。记者问明明理想是什么，明明说，她最想的就是能和其他小伙伴一样痛痛快快地跳一跳皮筋和踢一踢毽子。

　　采访结束后，记者回头看着这几个漂亮的女孩子，她们的未来会怎样？这个催人泪下的问题现在还找不到答案。

　　本报记者 侯文琰 薛宏莉

　　一枚废炮弹夺走了孩子的笑容

　　刘浩和周桐两个男孩子一个11岁，一个14岁，他们是吉林敦化人。在一次玩耍中，不经意间发现了一枚废炮弹，里面液体泄漏后，两个孩子全被感染。18日，在病房里，记者见到了这两个孩子。

　　2004年7月23日下午，刘浩和小伙伴周桐在家乡——吉林省敦化市郊大山镇莲花泡林场的小河边游戏时中毒。当时他们在小河中捡到一枚锈迹斑斑的“炮弹”，里面流出了棕红色的油状液体。第二天，他的手上开始红肿起疱、溃疡、流脓不止，后来被确诊为芥子气氮芥混合物中毒。

　　刘浩长着一双水汪汪的“笑眼”，可是记者却发现，他的脸上很少有笑容，也很少主动和记者交谈。刘浩的父亲说，自从儿子中毒后，不但性格变得越来越孤僻，脸上也难得见到笑容。

　　和他一同来的还有当时一起玩耍、同时中毒的周桐。他说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像从前一样，和小朋友们快快乐乐的在一起。

　　本报记者 侯文琰 薛宏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