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峰：我对得起发给我的每一分钱(组图)

洪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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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独自一人怎能温暖

去明天的路上

永久占有

　　一个人必须接受一个事实，不行就是不行，所以我随时准备着不行了……但是另外一种书，我这辈子可以不停地写，《苦界》，我可以无数地写，因为那些东西对于我来说，太简单了，好多人看得挺开心，也卖了不少。但是我知道，我写的哪几本书，是和我生命相关

　　-本刊记者 马金瑜 发自沈阳

　　2006年10月底，还在北京和上海学习的沈阳市委宣传部某工作人员冷不丁被这样的问题包围了：“你们沈阳出事了，你怎么还在这学习呢？你不知道哇？你们的作家都上街要饭了！”

　　一起学习的人不断向他打听作家洪峰上街要饭的事情，让他一头雾水。等他回到沈阳，作家洪峰上街乞讨的事已经引发了全国范围的有关作家生存的讨论。

　　2006年是文学频频成为话题的一年。继“梨花体”和“诗人裸诵”事件之后，“作家洪峰上街乞讨”又一次成为媒体的“头版头条”。

　　洪峰所在单位沈阳市文化局剧目创作室，10年前引进洪峰的时候曾有允诺，洪峰可以按月领取工资，不用坐班。自今年9月开始，单位以他不坐班、长期联系不上为由，暂时停发他的工资。10月26日，洪峰与单位沟通失败，遂于当日下午来到青年大街行乞，并且挂上牌子，写明单位和身份。

　　洪峰是和马原、残雪齐名的作家，早年，他的《瀚海》、《还乡》、《极地之侧》、《湮没》等中短篇小说影响很大，是1980年代广受瞩目的先锋文学的一部分。

　　10月27日，洪峰揣着乞讨得来的不到26块钱回到家中，未婚妻蒋燕还蒙在鼓里，直到10月31日在网络上看到洪峰乞讨的报道，她才向洪峰求证。“洪峰只是笑了一下，什么也没有说。”11月1日，从外面吃饭回来的蒋燕走到自家附近，听见一群人中有人说：“那个就是洪峰的未婚妻。”之后，相机的快门声就响了起来，闪光灯也亮了起来。蒋燕描述说：“我吓得掂着吃剩的大饼就跑，记者在后面拿着相机追，我都根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此时，网络和报纸已经将一个作家上街要饭的事炒成了一块火红的焦炭，而曾在采访中对媒体称洪峰没有贡献的沈阳文化局剧目创作室主任(洪峰的顶头上司)胡克文，则被推到了风口浪尖。沈阳当地媒体的记者采访并不顺利，却也在胡克文的办公室门缝里，看到胡对着电话“又哭又叫又骂”。

　　11月2日，洪峰家的客厅里，9个月大的藏獒用低沉的吼声伴随着整个采访过程，直到蒋燕给它喂了一碗生牛肉，它才安静下来。从外地赶来的两个记者还在另一个屋子里等待洪峰接受采访。家里的电话不断响起，外地媒体和作家、老朋友的电话让洪峰嗓子都哑了。

　　这时洪峰两个月的工资仍未补发，有关坐班和住房的问题也没有定论。洪峰说：“这件事情到现在已经和我个人没有关系了，但却成为作家在转型时期生存问题的引爆点。”

　　刚刚发表生猛文章《文学死了》的诗人叶匡政，在博客上称洪峰是在“替所有中国作家乞讨”，甚至说他是“英雄”。一些外地作家朋友纷纷跟洪峰要银行账号，希望能帮助洪峰，均被洪峰拒绝。

　　11月3日，沈阳本地媒体不再出现洪峰的名字。内部消息说，辽宁主管文化方面的有关领导迁怒于沈阳市文化局处理这件事情的愚蠢，以及沈阳市委及宣传部门对宣传反应的滞后。

　　与此同时，洪峰的未婚妻蒋燕身患重病需要治疗也成为争论的一部分，一家外地媒体甚至找到了蒋燕看病的沈阳某医院，找到主管大夫。洪峰说：“要问得的是什么病，要采访我和蒋燕。要写惊天地泣鬼神的爱情故事，我最讨厌这个。”蒋燕说每个月的治疗费用需要近3万元，她曾经为得了重病出走，但洪峰无论如何不肯放弃。

　　“2000块钱根本不够治病，这不是很简单的算术题吗？我要工资，和我是一个富翁还是穷光蛋都没有关系，该给的就应该给。”洪峰说。尽管家里还有些积蓄，但洪峰对未婚妻说：“我还可以去写电视剧，但作为小说家的洪峰就死了。”

　　洪峰经历过两次失败的婚姻，也有过个人生活非常混乱的一段时间。2001年他遇到还没有毕业的云南财贸大学学生蒋燕，这是一个来自云南偏远山区的女孩子，洪峰对她的评价很高，“天然的质朴和纯洁，和我的内心很贴近。”后来蒋燕成为洪峰的未婚妻。

　　2004年，洪峰去云南种甜瓜，就在未婚妻蒋燕家的3亩地里。蒋燕说，自己是村子里第一个大学生，村里人种1斤土豆1毛5，1斤萝卜1毛或者8分钱，但1斤甜瓜可以卖4块钱，如果洪峰真的试种成功，很多村民就可以脱贫致富。洪峰带着瓜种去村子里，地太硬，他和蒋燕两个人去地里干活，“很多村里人都来看热闹，不是看我们种甜瓜，是看这么年轻的小姑娘怎么找了一个年纪这么大的老头子。”蒋燕说。两个人年纪相差30岁。

　　洪峰的近视达到了1200度，小时候眼底膜受伤的缘故，所以他“经常把瓜秧也弄断”，虽然“干一会就累得坐在地上，趴在地上，说你们干吧我看着”，他的手上还是磨了很多血泡。

　　后来洪峰在《作家》杂志发表文章写到这段种瓜的经历，认为这“比最失败的失败还要失败”，是“真正的失败”。

　　这不是把人踩在脚底下吗？

　　人物周刊：为什么要去行乞呢？

　　洪峰：这也不是一时冲动，是想了好久了。我对得起发给我的每一分钱。

　　我问为什么扣我工资，扣一个国家工作人员的工资。他们的回答是：“不扣工资找不到你。”这么回答太流氓太无赖了。怎么找不到我？这不胡说吗？我是国家工作人员，你没有权力扣国家给我的工资。第二，有关部门也不能把我写给他们反映问题的信再返回到出问题的人的手里。这就好比我和张三反映李四的问题，张三把我的话直接告诉李四一样。现在他们已经找不到停发我工资的理由了。这不是把人踩在脚底下吗？我要生存，我的亲人要治病。我还是写过几本书，手里有点余钱，那要是普通人呢？不发工资，叫人家怎么生存？

　　人物周刊：你去乞讨的时候，不害怕丢人吗？

　　洪峰：出门的时候犹豫了一下，但也就是那一下。我戴的是棒球帽，就是想出去发泄一下。而且当时算好时间，必须在未婚妻从医院回来之前回到家，不想让她知道。牌子我就是挂在右手腕上，钱准备放在帽子里。

　　具体细节和网上有出入。我挂的牌子上没有写作家洪峰，只是写了类似实名制乞讨，洪峰等字样。我也没有在牌子上写上我的作品。当时，我在激动中冲到街上，因为对沈阳很不熟悉，还不如对长春熟呢。所以也不知道自己所在的到底是什么地方。我一直溜达了好几个小时，心情才舒缓下来。当时想的就是：我要饭还不能活啊？

　　人物周刊：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洪峰：收到不到26块钱。

　　人物周刊：给得最多的，是多少钱？

　　洪峰：给了5块钱，就是那个女读者，当时她认出我来了，然后问我你是不是写小说的作家洪峰啊。我回答，还有第二个洪峰吗？她说我看过你不少书，《和平年代》、《瀚海》、《东八时区》。我当时一下子就高兴了，把乞讨的事情都忘了，就坐在马路边上想跟她聊一会儿。后来她往我的帽子里放了5块钱就走了，我才想起来我是在乞讨，我就回来了。

　　人物周刊：还是文学能带给你快乐和幸福的感觉？

　　洪峰：是啊，还有什么能比写小说更幸福呢？我一直特别喜欢钢笔字，我写好小说以后，好长时间都放起来，不给出版社，我自己看，觉得多美丽啊，那些写满了字的稿纸。出版成了书，我就什么兴趣也没有，一眼都不想看了。

　　人物周刊：种甜瓜的时候呢？

　　洪峰：那时候，我和我当时的领导说我想到云南。他当时想，反正我在哪儿都是写作，去云南未尝不可。而且，我不是以个人身份到云南的，我和当时的领导说，我们可以找点项目，为山区农村脱贫致富做贡献。他说那很好啊，这是好事，支持。单位给了我5000元钱，吉林农大、浙江农大等单位支持了我一批瓜籽。这种瓜，如果成功了，每亩产量能过2000公斤，普及后将在本质上改变当地农民的生活。当地500块钱就能说个媳妇，2000公斤瓜，你说值多少钱吧。已经种了三四茬了，都没成功。现在，我和我未婚妻又回来了，这茬也算白种了，又投进去4万多元。

　　当你不能改变世界的时候，

　　你只能改变你自己

　　人物周刊：在诺贝尔文学奖历届获得者的访谈集中，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作家，都被问到同一个问题，那就是一个作家的责任，一个作家和现实的关系。你肯定也思考过这个问题。

　　洪峰：这些问题困扰我最狠的时候是90年代末，那时候，我惟一的愿望就是找一个最合理的方式死掉。

　　我承受不住什么呢？我每天晚上要蹲在床头看着出生的小孩，我总在想他的死。我对犹太基督文化极度尊重，但我对上帝不满意。我就想，没有道理，你创造了人，你又让他在走过这个过程之后，必须结束，这个规律是极其荒谬的。

　　我知道个人的生命相当于上帝储存在银行里的一笔钱，这笔钱是不允许你支配的，什么时候取走是他的事情，那么你有意自杀是一种罪过，这是不可以的，所以我期待一种天然的，事故性的，和我无关的，也就是一种自然的形式。

　　那个阶段，我写的小说，《走出与返回》、《重返家园》，还有《喜剧之年》，其实都充满着一个中国读书人对现实、对生存的这种惶恐，这种不理解。

　　人物周刊：到现在，很多读者印象最深的，是《和平年代》。

　　洪峰：写完《和平年代》，我就知道，作为一个作家我的创作到终点了，我作为一个人，也应该到终点了。所以在《和平年代》中，当那个段和平开始感受到爱情的美丽的时候，终于可以摆脱噩梦的时候，突然被工地上掉下来的一颗螺丝钉打死了。我觉得那是多美好的一种选择，他快乐地和他热爱的这个女人，骑着自行车，在走路的时候，被打死了。

　　那是一个写了20多遍的结尾，有一些朋友说，太残忍了。但是他们不知道，我知道，段和平是多么幸福。这一段生活——如果生命能划分阶段的话，它是我一个阶段的终止。从此之后，事实上，我开始变成另外一个人。

　　人物周刊：这个“另外一个人”是什么含义呢？

　　洪峰：当时我们省的老作家感到，洪峰30岁怎么就变成这种样子？当时我还在鲁迅文学院，我特别地伤心，伤心什么呢？我就觉得，我好像是在天上，坐在飞机上，向下看地面，我能看到非常非常细小的一些东西，在滚动，在蠕动，在流淌，那个时候，我就觉得生命多渺小啊！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知道，我自己什么也不是，事实上什么也不是。

　　我没有任何责任感。对于我来说，只有一个愿望：当你不能改变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只能改变你自己。是不是？

　　人物周刊：很多作家也在评论这次你乞讨的事。

　　洪峰：我看到郑渊洁他们，包括刘方伟写我的那些文章，其实我一点也不生气。我感到非常伤心……伤心来源于……《喜剧之年》那本书许多人喜欢，这种喜欢是过了许多年之后，当时没人喜欢。年轻人说，唉，这种精神状态和我们的差不多。实际上他们不知道，他们上一代的人也经历了同样的精神苦难。人类的历史不是以几十年为单位的。

　　我这样说，是因为人类的精神不息，你必须有这个希望，你连这个希望都没有，你还有什么意思？一个没有信仰、没有希望的民族，是没有什么前途的，我认为这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东西——改变他们的内心世界。

　　我们这代作家值得骄傲

　　人物周刊：你如何评价你们那一代的作家？

　　洪峰：我们那一代作家，我认为并没有树立文学上的高峰，而是精神上的。我觉得我们这代作家是值得骄傲的，骄傲在哪里呢？骄傲在当初洪峰这一代作家所写的小说，今天变成了现实，就像美国70年代的时候所渲染的一种精神，后来变成了一种日常生活。北岛啊，舒婷啊，这些人当年所写的东西，作为一种贵族的表达，精神贵族的表达，今天一个普通的青年都可以写的——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北岛是可以死亡的。他的死亡是以他的精神变成了人的生活作为终结的，这是一个诗人和艺术家所能达到的最高成就。所以说无论人们怎么去骂北岛，北岛在我心中，始终是中国最伟大的一个诗人。至于中国的小说家是否能做到这一点，我不知道。

　　人物周刊：我们还是回到一个作家的责任这个问题上吧。

　　洪峰：作家的责任是什么？每一个作家的理解是不同的。责任感一旦变得特别具体，就不是责任感。

　　我现在日常生活中最多的就是责问上帝：为什么创造了生命，又结束他们？我现在特别理解那些选择了自己死掉的艺术大师、文学大师，因为他们的存在，人类才有了一些尊严，因为他们选择了死亡的方式，所以人类活着才不至于没有脸面。还有就是，我们可以用一种方式告诉上帝：可以不听你的。

　　人物周刊：你会选择这样的路吗？

　　洪峰：这个问题太残酷了，我还没有想过。那天我回答新浪的问题，我说：洪老汉窝囊废，不要饭怎么整？千万不要逼我说出“死也要站着死”这种话。老汉早晚要死的，看客们不要着急。

　　从我去乞讨迈出家门那一刻起，我比什么时候都知道，这个问题已经变得特别不重要了。我什么时候生，什么时候死，根本就不是问题。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待这个时代的年轻人？

　　洪峰：我看到很多年轻人热衷于讨论政治，每个人都以能批判政治而自豪，我那么强烈地感到他们的苍老，我就想，天啊，这都是我们的未来，为什么不把重点放在人的内心世界呢？如果人的内心改变了，我们还怕什么呢？

　　第一句话我想好了，

　　这本书就写完一半了

　　人物周刊：一个人的写作有终点吗？

　　洪峰：我没有我的许多同行那么多野心，我认为人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永远不会处于一个顶点，一个人必须接受一个事实，不行就是不行，所以我随时准备着不行了，所以说我没有失落过，我觉得我自己不行了，再也写不出来了。

　　但是另外一种书，我这辈子可以不停地写，《苦界》，我可以无数地写，因为那些东西对于我来说，太简单了，好多人看得挺开心，也卖了不少。但是我知道，我写的哪几本书，是和我生命相关的。一个人的生命能够经得起几次挥霍呀？

　　有人说，你这几年已经没有写东西了，我是不回答的，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回答？我就想：这个蠢货！这怎么可能呢？

　　人物周刊：坐班对一个作家的写作是一种伤害吗？

　　洪峰：我写几十万字的小说，是没有草稿的。开头第一句话我把它想好了，这本书我就写完一半了。剩下的就是很自然地写下去。一旦我写下第一句话，我就知道，天哪，这个小说终于完成了。

　　我写作没有计划，做什么都没有计划。你能想象一部长篇拿起来就写吗？所以我拼命地抗争，我不能坐班。这是最根本的原因。一旦中断了，无论多长的书，都完蛋了。

　　人物周刊：你现在喜欢看谁的书？

　　洪峰：我很喜欢一个美国黑人女作家写的《紫色》，那是用一个黑人女孩给上帝写信的方式去讲一个故事，书中反省了黑人的内心问题，灵魂的问题，书很小，很薄，影响了一代人。一个西方知识分子首先面对的不是自己，是自己在世界中干了什么事。而我们的知识分子老说“完善自己”，完善个啥呀？人类中有许多败类需要铲除，但是我们知道铲除这些人是很难的。就我乞讨这件事来说，改变了许多人对一个软弱文人的态度，他们会意识到精神的力量也是很可怕的。

　　人物周刊：你的电脑有电影《泰坦尼克》里的音乐。

　　洪峰：对很多人来说，那里面两个主人公的爱情是非常感人的，但是我无动于衷，我觉得太假了，直到那个音乐响起来，我的眼泪唰地就流下来了，好像听到了神话传说中海妖的歌声，太美了。《泰坦尼克》整部电影比不上我早年看的《冰海沉船》的一个画面，那还是1978年在中文系的时候，看的是黑白片，镜头里，船要沉了，倾斜了，一群艺术家还在那里拉着小提琴，非常平静……那一幕在我记忆中如此深刻，我也是在那时候知道，人面对死亡是可以很从容的。

　　记者采访洪峰的那天晚上，市委领导找洪峰谈话，表示会妥善解决洪峰和文化局的纠纷，单位拖欠他的工资，也于11月3日打入了他的工资卡。

　　洪峰 1957年生于吉林通榆县。1982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1991年毕业于鲁迅文学院暨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创作学硕士研究生班。1983年开始小说创作，主要作品有《生命之流》、《湮没》、《瀚海》、《极地之侧》、《走出与返回》等，被誉为先锋文学代表人物。后来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