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归后穗港两地交流水乳交融(组图)

　　香港回归祖国后，穗港两地的互动交流，从民间到政府，均可谓水乳交融。这中间，不仅有高层领导的互访，基层官员的交流同样亲密无间，这种深度渗透，为广州的城市管理注入更多活力。

　　走进广州的一个普通街道管理中心，既能感受到香港社区先进服务理念的影子，又有着清晰的本地特色烙印，而社区正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细胞和组织。而如今方便广州千万名老人的“平安钟”，正是因为一名广州老人的一句话，引起民政局领导的重视后，从香港引进实施的。就让我们透过一位区级民政局领导的眼光，来展望广州和香港在社区服务的无限互动空间。

　　社区管理

　　港建七层大楼专为居民服务

　　差不多10年前，李敏兰第一次出差到香港，当时的身份是广州市东山区民政局副局长，抵达的第一站是香港社会福利署。“出差考察的重点内容是社区服务中心，广州1983年开始建设街道社区服务中心，但是居委会多数还停留在旧体制。政府一个月给每个居委会拨款500块，必须要自创收益才能发工资，所以要办厂、搞物业出租。居委会、街道的主要功能是为老百姓办政务。”而香港的社区服务比广州早了40年，她很想亲眼看看他们是怎么做的。

　　香港同行领着李敏兰到了石水渠社区的服务大楼，在香港寸土寸金之地，一栋7层楼高、2000多平方米的服务中心大楼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大楼由政府投资建设，里面没有一个政务项目，完完全全都是为居民提供生活服务的场所。管理这个服务中心的是一个没有政府背景的社会团体，配备非常齐全的专业社工，享受着准

公务员待遇。”李敏兰记得很清楚：一楼是饭堂，专供社区里的老人、智障人士打卡买饭，因为有政府补贴，一个套餐的价格是10.1元港币；二楼是老人日托中心，100多个床位安排得满满当当，老人白天在舒服的特制椅子上可躺可坐，中风老人有专业人员辅导作康复运动，几十年的老街坊聚在一块儿仿佛住家，晚上家人下班再接回去；三楼是100多名残疾智障人士的手工工场，他们的工作是组装快餐的餐具套，可以获得收入保障。再往上走，有集阅览、看电视、聊天功能于一身的“大家庭

客厅”，专供社区街坊交流；开辟了一间教室，请来专业营养师讲授营养搭配，“记得老师解说很形象，细到吃根油条有多少卡路里，要做几分钟运动才能消耗”；大楼高层是会员制的健身房，跑步机等器材一应俱全，因为有政府补贴，街坊作为会员可以享受到非常低廉的价格；大楼里还有一个慈善特卖场，每逢周四会有商家把积压的货品在这里销售，收入全部归于公益基金。

　　“最强烈的感受就是社区服务‘以人为本’，没有赚钱的项目，设计非常贴近居民需要，十分人性化。尤其是社工的专业素质很高，对服务对象的心理掌握很好，个案处理素有一套。”李敏兰感受到了香港同行的先进管理经验，也联想到了自己工作的实际：“我们东山区华乐街的敬老楼，在当时广州同级单位中已经是最好的了，300多平米的地方有10多张床位，以收养救济孤寡老人为主。地方是有了，但是总觉得在服务上还差那么一点点，不够贴近人心。到底是什么原因？”

　　穗在原东山区首先设“社工”

　　从香港回来后，李敏兰一直在思考自己的见闻。她和同事们希望把其中的有用经验移植到广州。除了硬件之外，人才很关键，社区服务的核心就是对社区居委会从业人员的定位进行改革。恰逢其时，从1998年开始，广州市政府投入资金加快社区工作建设，按每人每月698元标准为居委会工作人员拨款，基层没有了创收的包袱。居委会、街道工作以“社区服务”为中心，“跑腿办事”的传统居委会大妈形象也逐渐向“专业社工”转型。

　　当时全中国的大学没有一家开设社工专业，而香港的社工享受的是“准公务员”待遇，要想一步达到香港社工的成熟水平显然有难度。东山区决定从现有的800多个居委专职人员进行职业化培训，参照香港社工管理办法，探索规范社区工作人员入行门槛、日常管理要求、辞退办法、福利薪酬。2001年底，这套社区工作人员的“规范章程”初具雏形，在大陆地区属于首创。到这一年，广州社区工作人员的学历门槛从初中、高中毕业生提高到大专以上。2005年，全国劳动部门、人事部门、组织部将社工定义为一门正式的“职业”，并制定出资格认证标准。同年全国评选出首批优秀社工，李敏兰记得“只有广州市东山区的获奖代表被称作‘社工’”，因为其他地区还沿袭着居委会专职人员的“头衔”。

　　现在，大部分的广州人已经能够分辨“社工”和“义工”的不同，广州的5家高校已经培养出社工的本科生，社区、

医院、养老院、民间团体开始源源不断接收专业化的社工人才。广州的社工事业正在追赶香港的步伐。

　　社区养老

　　老人期盼也有香港“平安钟”

　　第一次去香港算是“组织安排”，李敏兰看到的是社区服务中心管理的整体构架。而下一次的“取经”，纯属民意推动，也有了意想不到的收获。

　　2004年广州市试点推行“居家养老”计划，珠光街、大东街、大塘街等都在其中，100多名孤寡老人被接进了区级敬老院，300多位需要救济的老人散居在家中。除了社区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定期上门探望，还学习了大连经验，由政府补贴款项购买“钟点工”服务.下岗工人培训成为家政人员，为老人买菜做饭、做清洁、陪上医院。

　　试行了一阵，李敏兰和同事们来到各户老人家采集意见，走进白云街的一对“空巢”老人的家中。民政干部们亲切地询问：“老人家，你们觉得这个居家养老的服务好吗？”老婆婆点头：“不错。白天有个什么事，找人帮忙很容易。现在就是怕晚上，老头子有心脏病，晚上容易发作，一慌一乱不知道去哪里找医生，出了事就麻烦了。”老阿伯接过话头：“亲戚在香港，装了个一线通，有什么事只要按一下铃，24小时有人上门服务。如果广州有这个就好了。”

　　老人家的一席话让李敏兰和同事们动了心，“在香港电视好像听说过，最好能实地去看一下，说不定就能用在广州。”他们马上向市民政局申请，很快就联系到了香港“一线通平安钟”呼援服务中心，04年底李敏兰和同事再次来到香港，专程考察“一线通平安钟”项目。

　　“一线通平安钟”的服务中心是一个功能综合区。有数十名热线社工接听电话，甚至有专门的接线人员和老人家聊昨天晚上的电视剧；这里更是一个服务网络中枢，连接了老人院、医院、消防、警察局等各个社会应急单位，老人只要在家一按钮，服务平台就会有人应答，了解到所需服务，迅速转驳到相应单位，上门援助。而打造这张服务网络，依托的是香港几十年来构建为老人服务的社区服务体系，自1996年创立“一线通平安钟”，花了8年的时间覆盖到了全香港。

　　“平安钟”新模式落户广州

　　考察正在进行中，大家的脑子飞速运转开来：“广州的居家养老服务虽然没有配备那么齐全的单位，但是有居委——街道——区三级行政架构，一旦政策确定下来，可以迅速落地。”这个优势被李敏兰形容为两条腿走路：一条是“行政足”，政府工作人员能调动行政力量快速执行；再迈开另一条“社会足”，把物业管理、家政服务公司、派出所、医院、志愿者团体动员起来。

　　回到广州后，原东山区民政局快马加鞭立项，邀请香港一线通主管担任平安钟顾问，2005年建成了一个可容纳4万流量的信息呼叫平台。依靠政府拨款、企业慈善捐助，解决了辖区内特困老人每户800元“平安钟”初装费用。由民政部门牵头，把急救医院、派出所都拉入了网中，“平安钟”终于在广州敲响了。在寒流来袭时，提前安装了“平安钟”的老人收到了细心提醒；多次夜半老人心肌梗塞、独居老人中风时，“平安钟”及时呼救。

　　2006年东山区并入越秀区，“平安钟”的服务队伍不断壮大，老人用户覆盖到了越秀、荔湾、海珠、天河、白云、黄埔、番禺等区，市民政局宣布今年的目标是将平安钟普及到全广州市，发展速度超过了香港。在服务内容上，也开拓出一种“广州模式”，一个党员+一位邻居+一名志愿者“三帮一”，长期跟踪为一位老人服务。

　　在“平安钟”推行之初，800元的初装费让很多老人望而却步，随之而来每月20元以上的电话费用也成为一道门槛。此时已是越秀区民政局局长的李敏兰又想到了香港的经验，对“平安钟”实行低价包月制度，经过多方的协商配合，越秀区内经济困难的老者可享受到5元包月的优惠，而800元的初装费则有望改为两年“分期付款”的方式。

　　老人安装“平安钟”最大的目的是能享受医疗绿色通道，但是内地的社区医疗体系不够发达，难以保证社区医生随时上门服务，在越秀区卫生局的努力下，2006年11月“社区平安医生”计划出炉，每个街道配备2名社区医生，努力做到24小时随叫随到，并每周固定时间，安排老年疾病专家接听平安钟咨询热线。

　　除了平安钟，广州市的老人院管理建设也汲取了香港老人院的宝贵细节经验。李敏兰特意给记者举了几个例子：香港老人院的台阶一级是12厘米高，比普通的要低3厘米；老人院的厕所要格外宽敞一些，因为要保证轮椅能推得进去；香港的老人院特别重视医护人员的比例设置，保障老人获得专业人员的照顾。无论从硬件还是到软件，广州市老人院、越秀区的老人院都有意识地进行学习，目前越秀区东山福利院3个院长都是医生出身，中层管理人员也具备相关专业知识，“我们区的老人院至少10年不会落后。”

　　专家点评 香港经验结合广州优势更有效

　　中山大学政务学院赵过渡教授是城市管理研究专家，社区管理模式是他的研究方向之一，他深刻地感受到香港社区为居民服务的意识之强烈。而这种认识，也得到很多广州基层领导的共鸣。

　　赵过渡教授多次受邀为基层领导进行培训，他常常会比较香港和广州社区管理的基础差异：香港的社区工作脱胎于慈善事业，是社会福利服务等组成部分，除了香港地方政府直接管辖的社会福利机构以外，很多社区的服务中心是非政府性质的民间志愿团体承担主体工作。内地的社区服务中心从传统的居委会转型，以管理为主，和党建组织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服务香港社区的人员以社工为主体，而内地社区工作人员仍有着浓厚的公职人员色彩。

　　在资金投入方面，香港和内地政府都有拨款，香港还有社会资金、个人善款、企业慈善捐赠更多管道，经济基础更加雄厚。这些都是香港社区服务中心的先进之处，内地正朝着一个“服务型”社区走去，香港的模式值得借鉴，但无需全盘克隆。赵过渡认为，内地的社区管理中心有着“组织性强”的行政优势。

　　这也是李敏兰很强调的本土特色：“十年的时间，广州先进的老人院已经达到了香港的水平。这说明在经济发展的支持下，市委市政府不断加大对民生问题的投入，广州市民一样可以享受到很好的社会福利。平安钟的推广，3年的时间能达到香港8年的效果，传统的行政工作架构发挥了明显作用，这是我们的工作优势。”可以说，是因为香港经验结合了广州优势，才有如今成功的社区服务模式。

　　李敏兰也很清楚目前广州和香港的差距：社区服务的人性化、人员的专业水平、政府对居民福利的人均资金投入等等。但有一点，她和赵过渡都十分肯定：广州的社区服务会不断进步，城市管理水平会不断提高。专题统筹 林峰 专题撰文 时报记者 游曼妮 通讯员 汪浩 徐海荣 刘泽扬 专题摄影 时报记者 杜翠 郭柯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