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石器遗址被两省列为文保单位引纷争(组图)

　　许家窑———侯家窑遗址，是迄今为止我国旧石器时代中期古人类化石、动物化石、文化遗物最为丰富和规模最大的遗址。许家窑人被学术界定论为周口店中国猿人的后裔。而许家窑文化，则将早期的中国猿人文化和晚期的峙峪文化连结起来，充当了过渡的桥梁，使人类进化与文化渊源的探索得以完整。

　　在世界考古界及人类学界，许家窑遗址有着显赫的学术地位。1996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许家窑，位于山西省阳高县；侯家窑，位于河北省阳原县，两村相邻。如今，这一遗址上立着两块标记石碑，一块为山西方面立的“许家窑遗址”碑，一块为河北方面立的“侯家窑遗址”碑。两块相距不到10米的石碑，让同一个遗址拥有了不同的名字。

　　是什么原因让这一本被命名为“许家窑———侯家窑遗址”的著名遗址分了“家”？这种罕见的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分而治之”的现状，还将维系多久？

　　探访:一处遗址两块牌子

　　2007年8月6日上午，阳高县许家窑村。

　　这是一个只有500多人口的小村庄。在村中，问起村民有关许家窑遗址的事情，大家都摇头。村里的大部分人并不知道，在自己脚底下踩着的，是一块被列入国家保护序列的考古圣土。

　　由于当年曾有考古队员住在自己家中，村委会主任祁金富是村中为数不多的遗址发掘见证者之一。顶着烈日，祁金富领着记者步行约3华里，来到了位于村东梨益沟断崖上的许家窑遗址。放眼四周，遗址背靠坚实避风的黄土坡，下方是一片开阔的河床。

　　遗址文化分布面积大约有三千平方米，当年考古发掘留下的痕迹依稀可辨。祁金富指着一个直径不足两米的土坑说，这里原来是口井，有9米深，是考古队花钱雇村民打的，当时打到8米深时就发现了文化遗物和动物化石。“那回许家窑一下出了名，现在还经常有国内外的专家和大学生来这里参观考察。”

　　由于受到自然力的侵害，遗址上的一些地层明显有水流冲刷的痕迹，许多地方已经出现断层甚至坍塌。

　　在遗址中央，立着一块石碑。碑的正面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许家窑遗址，山西省人民政府立”，碑的另一面是保护范围说明。距离此碑往东不足10米的地方，同样立着一块石碑，上面写着“侯家窑遗址，河北省文物局立”。

　　明明国家公布的是“许家窑-侯家窑遗址”，为何两块相距不过10米的石碑却将这一命名分了“家”？

　　祁金富说，阳高在1976年就曾立过“许家窑遗址”的碑，但是后来却被“对面的人”砸了，接着河北方面就在这里立了“侯家窑遗址”的碑。山西的这块石碑是去年才立的。“碑上的石刻文字又被人涂损了，碑座也被砸去一个角。”祁金富摸揣着这块立起不到一年就已伤痕累累的碑，心疼地说。

　　发掘:“许家窑”广为人知

　　上世纪70年代中期，著名旧石器考古专家卫奇在一个药品收购站意外得到一个线索：有人在山西阳高一个叫许家窑的地方，看到过一种类似人类头盖骨的化石。当地农民挖出这种古生物化石，当药品卖给收购站和药店。

　　循着这条线索，卫奇找到了位于阳高县的许家窑村。在一个已经被当地农民挖掘得一塌糊涂的废墟上，卫奇奇迹般地找到了17件古人类化石。这一重大发现使这一区域的考古发掘，很快被提上日程。

　　1974年，卫奇与自己的恩师，我国著名古人类学、旧石器考古学泰斗贾兰坡先生在许家窑遗址进行了短暂试掘，发现了极其丰富的石制品和哺乳动物化石。1976年春，对许家窑遗址的大规模发掘又取得重大突破，除获得万余件石制品、大批哺乳动物化石外，又找到了9件人类化石。在此后几年的考古发掘中，又发现了越来越多的“许家窑人”化石。

　　许家窑遗址考古发掘工作结束后，贾兰坡和卫奇联合署名在1976年第2期的《考古学报》上发表了《阳高许家窑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1978年9月3日，《山西日报》发表了新闻报道《许家窑人》；一年后，贾兰坡、卫奇和李超荣又联合署名在《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第17卷第4期，发表了《许家窑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1976年发掘报告》。1980年，中国科学院学者吴茂霖在《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第18卷第3期，发表了《许家窑遗址1977年出土的人类化石》。随着研究的深入，许家窑遗址开始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影响，许家窑文化和许家窑人逐渐广为人知。

　　许家窑遗址，是迄今为止我国旧石器时代中期古人类化石、动物化石、文化遗物最为丰富和规模最大的遗址。许家窑人被学术界定论为周口店中国猿人的后裔。而许家窑文化，则将早期的中国猿人文化和晚期的峙峪文化连结起来，充当了过渡的桥梁，使人类进化与文化渊源的探索得以完整。

　　这一对探索人类起源进化有特殊考古价值的旧石器文化遗址，1996年经山西省申报后，以“许家窑-侯家窑遗址”命名，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侯家窑隶属河北省阳原县，西邻阳高许家窑。历史上唇齿相依的两个村庄，随后却为这一文化遗址的命名，陷入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

　　纷争：遗址位于两省交界处

　　“许家窑-侯家窑遗址”位于两省的交界地区。上世纪70年代挖掘这个地方的时候，文革遗风犹存，河北那边的村庄民众对此避之不迭，而山西许家窑的村民则热情支持并配合了考古工作。省界是以河沟划分的，沟西为许家窑，沟东为侯家窑，遗址就在沟西。但由于历史的原因，沟西仍然有部分侯家窑的耕地。“河北方面的争议，大概就是由于这个原因。”祁金富说。

　　“学术界只有许家窑遗址、许家窑人和许家窑文化的概念，并没有侯家窑遗址一说。”胡平，大同市博物馆研究员，大同市惟一的旧石器考古专家，曾经师从贾兰坡，并与卫奇一起对许家窑遗址进行过文物调查。8月8日，他接受记者采访时，对许家窑遗址出现命名风波很是感慨。

　　胡平介绍，无论是遗址的发现人、发掘人，还是后来的研究者，在公布或者发表有关研究成果时，无不以“许家窑遗址”称谓，这在学术界已经成为定论。1996年国家公布新命名后，学术界虽对此有过质疑，但在以后的学术研究中还是认可了“许家窑-侯家窑遗址”这一称谓。“但遗址的主体概念仍然是许家窑人和许家窑文化，这一点是任何人没法改变的。”

　　记者随后查阅了大量资料，在遗址的发现者、发掘者贾兰坡、卫奇的著述中，对遗址的称谓均是“阳高许家窑旧石器文化遗址”；《中国通史》《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中，也是以“许家窑人”和“许家窑文化”对这一遗址进行阐述的。

　　保护：急需大家发力

　　“历史和文化是没有省界的。如果山西、河北双方能够就此进行一些沟通和交流，这种纷争完全可以避免。”胡平说，“其实，无论称许家窑遗址，还是称侯家窑遗址，都不重要，关键是在这里面要出研究成果，大家要共同保护好这个人类发展史上的重要遗址”。

　　8月7日，记者在河北省阳原县采访时，阳原县文物保护管理所所长成胜泉向记者表达了同样的意愿。他认为，“许家窑-侯家窑遗址”是人类共同的遗产，目前的纷争对遗址的保护和抢救没有任何益处。他表示，河北方面愿意就此与山西进行沟通，在共同立一块符合国家命名的保护碑的基础上，携手合作进行学术研讨和考古发掘。

　　8月8日，在大同市博物馆，记者见到了2005年9月在许家窑遗址发现的嵌齿象牙齿化石和另一种大象的股骨下部残段化石。胡平说，这次发现填补了许家窑遗址考古发掘的一些空白，意义很大。可以肯定，许家窑遗址还有许多东西待发掘，有价值的东西还很多。这也对许家窑遗址的保护提出了新的要求。

　　“但是，现在这个遗址虽然是国家级的文物保护单位，可现场就是一堆土，没有任何说明，参观者不知道出土过什么文物，有什么价值，应该怎么保护。”胡平说，目前，遗址由于受自然力的侵害，面貌已非，更严重的是遗址前方有条河沟，主河道紧挨遗址，若遇洪水，很容易遭侵蚀，发生坍塌。地层中的尚未完全发掘出的石制品和化石也可能随时被冲刷而去。如不紧急保护，损失难以估计。

　　记者采访时，河北省投资2900多万元的泥河湾博物馆刚刚奠基。在这个浩大工程的规划中，“许家窑-侯家窑遗址”的保护被列入计划。

　　“在规划中，我们要在遗址上建设现场展馆，对遗址进行永久性保护和展示。”成胜泉说。

　　大同市文物局一位负责人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大同市的“

　　链接：山西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古遗址

　　丁村遗址。位于襄汾县丁村，属旧石器时代遗址。从这里发掘出大量的动物化石及3枚儿童牙齿化石、2000多件石制品。

　　西侯度遗址。位于芮城县西侯度村附近，是旧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遗址，距今180万年，是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旧石器时代遗存。

　　西阴村遗址。位于夏县境内，是一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址。它是中国考古学者主持发掘的第一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

　　陶寺遗址。位于襄汾县汾河以东、塔儿山西麓，是中国古代文明的诞生地，为尧部落所创造的最初“中国”之所在。

　　禹王城遗址。在夏县西北禹王村、庙后辛村、郭里村一带，传说夏禹曾在此居住而得名。

　　旌介遗址。位于灵石县，是一处以商文化为主遗址。遗址里面有商代晚期墓葬4座、西周时期粮仓2座、汉代墓葬1座。

　　侯马晋国遗址。侯马市汾、浍两河的交汇处，是春秋时期晋国晚期都城新田的旧址。

　　平城遗址。位于大同市，是北魏早期都城遗址。北魏在此建都历6帝，计97年。

　　曲村—天马遗址，又名“晋侯墓地遗址”。位于曲沃、翼城两县境内，是西周时期晋国的早期晋侯墓地。

　　柿子滩遗址。位于吉县，呈现了中国旧石器文化的西部风格。

　　东下冯遗址。位于夏县，是夏商时期遗址，遗址内发现有灰坑、房屋、墓葬、水井、沟槽、陶窑等遗迹。

　　晋阳古城遗址。位于太原市晋源区，始建于春秋中晚期，历经秦汉、三国、南北朝、隋唐、五代，于宋太平兴国四年毁于战火。

　　蒲津渡与蒲州故城遗址。位于永济市，为唐至明朝的遗址。蒲津渡是历史上的著名古渡口。蒲州古城则是唐开元九年所封中都的所在地。

　　曲回寺石像。位于灵丘县曲回寺村，建于唐代开元二十一年，由大禅师慧感奉诏创造。

　　本报记者　郭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