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经过

　　30年前，胡福明43岁。头发花白的他与孙长江等人合作，写下了名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为第一次思想解放的先声。该文掀起了全国范围内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为否定“两个凡是”、进一步反思“文革”和推进改革开放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和舆论基础。

　　这篇文章改变了胡福明的命运，使他由学界转入政坛；它也在很大程度上引导了处于十字路口的中国的走向。彼时，“文革”的创伤尚未痊愈，旧有的思维模式仍强悍地霸占着主流意识形态广场。这是一个需要回归常识的年代，胡福明内心激荡的想法与中央高层的革新力量不谋而合，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正是国内有识之士在新时期将来未来之际谋划的意识形态“兵变”。“说到底，这篇文章也只不过反映了全党全国人民共同的心声，讲了大家想讲的话。早晚有人要出来讲话，要出来写文章，要来批判”两个凡是“，你相信不相信？这是历史的规律。时势决定了需要这个文章，而我恰好是写了这个题目，恰好比人家早讲了几天，就起这么个作用。”胡福明对南方都市报记者说。

　　30年后的今天，胡福明的头发全白了。早上，他仍要踱步到江苏省政协自己的办公室内读书。案上放着出版社刚刚邮寄来的全本《赫鲁晓夫回忆录》。“我原来读过，但是被删了很多，所以这次买了全本。”社会主义国家的兴衰成败仍是他迄今最关注的时代话题之一。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文革”的废墟上启程的。粉碎“四人帮”后，南京大学的讨论气氛非常热烈。身为哲学系副主任的胡福明，觉得作为一个理论工作者，应该出来说话了。在南京大学召开第一次揭批“四人帮”的大会上，他第一个发言；在江苏省委第一次揭批“四人帮”的万人大会上，他也是第一个发言。

　　他还不断在发表文章。1976年，南京大学第四期学报发表了他的《评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从1977年开始，胡福明在南大学报上基本上每期发表一篇文章。因为存在争论，他的《谁批判唯生产力论就是反对历史唯物论》这篇文章一年之后才敢发。这时，两报一刊提出了“两个凡事”的论断，胡福明决定向“两个凡是”开火。

　　当时凡是穿牛仔裤，跳迪斯科，留长发，唱邓丽君歌曲等都叫“精神污染”。我觉得很可笑，我主张不要扩大化，人家穿什么衣服，穿什么花色，那是人家的兴趣爱好，你别问，只要不把裤衩套在头上就行，这是我在省宣传工作会议上说的。

　　政协在参政议政上是比较活跃的。但是总的说来，民主监督很难，这个牵扯到政治制度设计，很多情况下人民没有知情权，监督也缺少制度保障。我觉得没有权力的人监督有权力的人，这个本身就不好办。

　　我始终认为，一个国家要建设民主政治，要民主监督，要依法治国。

　　批“两个凡是”，心里有点虚

　　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了“二七社论”，提出了“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样的说法仔细研究我就觉得不好，这“两个凡是”就是说“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政策都要维护，都要贯彻，那么人民群众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要求邓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这就不可能了啊，那么许多冤假错案都不能平反了。毛主席的决策都要维护，都要执行，毛主席讲过的都是真理，都要坚持。“文化大革命”还要七八年再来一次，中国人受得了吗？

　　有一次省里召开座谈会，讲教育战线的，我发表意见说，教育质量是下降的，教育领域也很乱，科研也没法搞。当时有些老同志怕我闯祸让我千万别说，我说我讲的是事实嘛，我从这些现象中觉得拨乱反正降温了。“两个凡是”出来以后，批判“四人帮”更难了。

　　粉碎“四人帮”之后，我从来不说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是对的，我不敢公开说是错了，但我心里认为是错了。我感觉到中国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时期，中国正处于十字路口，中国向何处去？大概到1977年三四月份，我开始酝酿写文章了，观点已经明确了，就是要批判“两个凡是”，但是呢，心里有点虚啊。

　　我不晓得“两个凡是”是华国锋提的，我知道是两报一刊发表的社论。“文化大革命”以来，两报一刊的社论从来都是代表党中央发言，而且中央最高领导人的意见一直都是通过两报一刊社论来传达。所以批判两报一刊的社论不就是等于反党反中央嘛，这个罪名可大了。而且“两个凡是”打着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子出现的，那我批判“两个凡是”等于否定毛主席，否定毛泽东思想，这个罪名更大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反毛主席，在中国没有比这个罪名更大了。弥天大罪，历史上的汉奸还赦免了，反毛主席不能赦免。“文革”期间，由于喊错了口号、批评毛主席的错误的，被枪毙的每个地方都有啊。

　　说领袖也犯错，对凡是派打击最痛

　　我不能和家人同事商量。越是这个题目，越是不能商量，一人做事一人当，千万不能跟他们商量。一旦事发，肯定牵连。当时还是下决心要干，第一，我是理论工作者；第二，我是共产党员；第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南大校园里私下里都批“文革”，几乎是公开议论，但是没有批“两个凡是”，因为大家没有发现“两个凡是”问题。我发现了“两个凡是”，我只能一个人去搞。

　　犹豫很久，个把月吧。我是吃过“文化大革命”的苦的，也担心再被整。最后还是战胜了自己，但是怎么搞呢，当然不能说“两个凡是”是错的，写在标题上，公开向“两个凡是”宣战，那是不行的。一个老同志曾根据我的一贯表现警告我说，不要学《三国演义》里面的许褚，赤膊上阵，要能够保护自己，自己要站住了，才能够打仗。我懂了，因此我千方百计回避“两个凡是”，我给“两个凡是”另外找了个靶子，叫“句句是真理”，所谓“天才论”、“顶峰论”，它们与“两个凡是”本来就是一个东西嘛。读者一看就能够明白，这就行了，我就达到目的了。

　　同时我也考虑了，要拿一个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叫什么呢？当时我也想写一篇关于实事求是的文章，但是实事求是的文章写得很多了，不引人注意，要比较新的，而且得是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因此我写了“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论断，作为我的基本主题，也作为我文章的标题。

　　我要说明几个观点，一个观点是：所有的理论、路线、政策，包括共产党的理论路线，包括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是不是正确的，都要经过实践检验，没有例外。

　　另外一个书上并没有说，是我从读书中观察出来的一个新观点，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他们，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导师、权威，他们自己也是自觉地运用实践的标准来检验自己的理论，正确的，要坚持；错误的，要抛弃；不完全的，要修正。他们自己这样做了，他们从来没有认为自己句句是真理，他们从来没有说过对他们的理论路线政策要搞“两个凡是”，他们承认自己跟普通人一样，并不是不犯错的。这一点对那些凡是派来说是打击最痛的。我的文章必须写到这一点，再否定“两个凡是”。你们说毛主席句句是真理，要对他“两个凡是”，我就说毛主席并不认为自己句句真理，毛主席偶尔也犯错误。你的“两个凡是”不适用于毛主席，你们错了。文章的关键问题在这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