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主：杨春霖

　　●家庭成员：一家三口，父亲杨春霖(62岁)，母亲李桂景(59岁)，儿子杨园园(31岁)

　　●家庭档案：北京人，现居东城区南竹杆胡同

　　我家事儿

　　1947年 我在西安出生。因为当时北京被日本人侵占，全家被迫离开，去了西安。

　　1950年 新中国成立一年后，我和妈妈回北京了，爸爸还留在西安工作，养活全家。

　　1957年 北京开始大规模拆除城墙。夏天，我家一间平房受损，想方设法弄砖重修。母亲说城砖是公家的，私人不能用，一块也没有拿。

　　1958年 我开始上小学。那时，北京兴起大炼钢铁，学校组织学生去捡废铁。

　　1968年 去了山西插队，我去的那个县有电，条件比其他同乡好，让我感到欣慰。

　　1971年 劳动了好几年，终于有了第一份工作，在粮食局当科员，分分粮食。那个年代，能分粮食已经很不错了。

　　1993年 从山西调回北京，在一个中学当老师。孩子已经15岁，全家都很疼他。

　　2002年 是我人生中很重要的一年，平房拆迁，住进楼房。楼房宽敞明亮，很好，全家都很喜欢。杨春霖口述

　　一直到上世纪50年代，进出北京，仍然要通过16座高大厚重的城门。

　　杨春霖的家，就在距离朝阳门内200米处、一座普通四合院中。

　　至今让杨春霖念念不忘的，是锈迹的铁皮城门，孩子们在城墙上玩闹，城楼顶上荒草萋萋……

　　800大洋置宅朝阳门城楼边

　　辛亥革命之前，杨家殷实。母亲家是旗人，每月拿朝廷俸禄。

　　在杨春霖的印象中，那时候，对于北京的老百姓来说，除了胡同、四合院，在庙会上喝豆汁看拉洋片外，没有什么比城墙更让他们亲近的了。

　　“紫禁城是皇上的，王府是皇亲国戚的，只有城墙，保卫着我们，属于老百姓的”，小时候母亲这样对他说。

　　“内九外七皇城四，九门八点一口钟”，说的便是北京的城门。

　　杨家在原来东城区的西水井胡同，距离朝阳门城楼200米。房子是父亲花了800块大洋买的，面积有80平米左右。

　　买房时已是民国初年，家族衰落，母亲早已没了收入，家境困难。当时积蓄仅400大洋，父亲和亲戚朋友借了400大洋凑够钱才买了房子，从此过上“还贷”的日子。

　　打小，杨春霖对家旁边这座24公尺高、墙身楼顶等共重约4600吨的城楼印象深刻，“有气派。”

　　但高大的城楼没能挡住日本人，听到“日寇进城”的消息后，杨春霖举家迁往西安。在那儿，杨父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电报员。

　　父亲西安上班支撑北京全家

　　1950年，新中国成立一年后，3岁的杨春霖随家人从西安搬回北京。房子托给亲朋照顾，回来时已杂草丛生。

　　杨春霖3个哥哥、2个姐姐，回京后各自居住，母亲和杨春霖住在原来的四合院，父亲仍留西安上班，成为家里惟一的经济支柱。

　　从3岁到8岁的5年童年时光，杨春霖几乎每天都从高大的朝阳门城楼下穿过，仰视着铁皮城门，和小伙伴们上城墙玩耍。

　　上世纪50年代的城墙上早已没了士兵，内墙有马道，立有铁丝网，防止有人进入。

　　还是孩子的杨春霖，和同伴剪开铁丝网，爬上城墙：荒草萋萋，有蛐蛐叫和蝉鸣声，向城内眺望，是浮在绿荫上的景山和北海白塔；向下俯瞰，是密密匝匝的街巷胡同。

　　从城墙下来，出城门，便是护城河了。但已失去御敌的功用，变成孩童们捞鱼虫的臭水沟，也有不少人聚集在此，侃大山。

　　粮食定量小孩比大人多4斤

　　从1957年起，杨春霖记忆中的城墙开始“变形”。

　　“那时，充斥着‘城墙阻碍了北京的发展，必须拆掉’的声音，老百姓意识到，城墙该拆了”，杨春霖说。

　　事实上，北京的城墙已经开拆。先是开一些豁口，进出不用绕城门。随后，大规模拆墙行动开始了。

　　1957年夏天，一场暴雨让杨家损失了半间平房。那时拆墙正如火如荼，堆着大块大块城砖，而杨家正想方设法弄砖，重建平房。

　　杨春霖说，当时想过拿城砖来做新房的砖，后来发现不配套，“城砖一米多长，半米厚。”再有就是母亲坚持不用，“那是公家的东西，私人不能用”。于是，重修房屋的砖全是花钱买的，一块城砖也没有拿。

　　1958年，杨春霖开始上小学。那时，北京兴起大炼钢铁，学校组织学生去捡废铁。母亲也响应市政府号召，每天带着他赶麻雀，除四害，“当时觉得特好玩，小孩儿嘛”。

　　接下来的3年自然灾害，杨春霖至今记忆犹新。

　　由于饥荒和粮食不足，家里每天只能吃粗粮度日，一个月仅有一两肉，“几乎每天都吃馒头加玉米面做成的白面馍馍，家里每月25号开始买下月粮食，粮食定量，小孩30斤，比我母亲还多4斤呢。”

　　备战备荒四合院中挖地道

　　上学后，杨春霖对拆墙的情景已十分熟悉：工人从顶上开始拆，一层一层，最后是城楼的柱石基座。

　　闲暇时，他和同学们会跑到城边，看工人和军人拆城墙。回到家，母亲和街坊聊天，也会不时听到：“城墙是用来阻挡敌人的，现在飞机大炮厉害，城墙就用不着了……”

　　拆城墙的想法已深入人心。

　　几年时间，左安门、广渠门城楼、箭楼，广安门城楼及瓮楼，西便门的城楼都已拆尽，广安门、西便门都已成为马路豁口。永定门东，广渠门南有两大段城墙已完全拆除。

　　“拆墙时断时续，那时不懂，就看个热闹。”到上世纪70年代末，城墙几乎完全消失，仅存德胜门、正阳门等，以及东便门边一些断壁残垣。

　　1968年，还是学生的杨春霖去了山西插队。哥哥姐姐都有了工作，留在北京，照顾母亲。

　　在山西，杨春霖有了第一份工作：粮食局职员。期间，每年回京探亲，常到老城墙旧址边走走。

　　到了1970年，为备战备荒，家家都挖起了地道，杨春霖家也不例外，“就在四合院中央，母亲带着他挖出一个半人深，2米宽的地道。”

　　加入文保协会关注老城墙

　　1977年，转行当了老师的杨春霖，与一位插队女老师李桂景在山西结婚，次年生下儿子。

　　1985年，父亲去世，仍在山西插队的杨春霖闻讯后，悲痛不已，急忙赶回奔丧。

　　杨春霖记得，那会儿，粮票基本废除，伙食也改善了不少。

　　结束25年的插队生活，杨春霖1993年调回北京，在酒仙桥一中任职，仍住在西水井胡同的四合院。因为知青优惠政策，孩子顺利读上中学，一家人平淡地过日子。

　　回京后，杨春霖一直眷恋消失的老城墙，后来便加入了市文物保护协会。2002年，他到东便门把残存的城墙拍照留做资料。

　　杨春霖说，很多过去居住在城墙边上的老居民，把家里收存的旧城砖献出来，用做“城墙遗址公园”的修缮，总共有几十万块。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见证而且亲自参与了持续十多年的“拆除城墙行动”。

　　2002年赶上胡同拆迁，杨春霖在通州租房住了3年，两年后回迁搬进楼房，住在南竹杆胡同。

　　现在，杨春霖偶尔带家人去东便门的明城墙遗址公园坐坐，“儿时记忆里的老城墙挥之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