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虽是泥巴活 但在工匠们手中成为艺术品

　　河水又北。京杭大运河出济宁后从梁山县与阳谷县之间穿过黄河，一路北上进入具有“江北水城”之称的聊城。

　　聊城是受运河文化影响很深的地方。隋代开凿的永济渠(今京杭大运河北段)就流经现在的聊城西部，对隋、唐、宋、金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元代对古运河进行了比较大的改造，特别是开凿了纵贯聊城腹地的会通河，从此聊城漕运发达、商贾云集。这一时期聊城运河可称得上是“舟楫如云、帆樯蔽日”。河中停泊船只接连数里，这样的繁盛一直延续了400多年。

　　聊城因“运”而兴，大运河不仅给它带来了四百年的经济繁荣，而且积淀了丰富多彩的运河文化。象一条玉带穿越聊城市区的古运河两岸文化遗迹多如繁星，位于聊城运河西岸有一处富丽堂皇的古建筑群，远看，琼楼玉宇，璀璨多姿；近看，雕梁画栋，金碧辉煌。这就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聊城山陕会馆。

　　明清时期，聊城成为全国闻名的九大商埠之一，各地的商人都会聚聊城。于是，在运河边建起了这座山陕会馆，当年这里是山西和陕西两地商人进行商务活动和歇脚的场所。在明清时期，象这样的会馆在聊城就有八座之多。

　　京杭大运河出聊城继续北上就来到了临清。临清本是鲁西北的小镇，因为京杭大运河漕运繁忙而成了闻名全国的运河沿岸四大商埠之一。就在这个昔日繁华的小镇上，至今还能见到因运河而保留下来的大量历史遗迹，运河钞关就是一个。明清时期京杭大运河上曾有八座钞关，而临清钞关每年向朝廷征收税银达8.8万两，收税位居八大钞关之首。

　　明代南北大运河的贯通，引发了沿河地带产业结构的变化，手工业得到迅速发展。其中数临清贡砖最有影响。作为朝廷指定的烧砖基地，临清云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工匠，工匠技艺代代口授身传，遂使临清的青砖烧造工艺名闻遐迩，根据史料记载，为修建北京城，最多时临清城里聚集的烧制贡砖的工匠达到四、五十万。

　　2010年6月初，在我国第五个“文化遗产日”前夕，记者走进了位于临清西陶屯村，见到了“临清贡砖烧制技艺”传承人、72岁的景永祥老人。老人说，他家祖辈从事贡砖烧制这一行当，到他这一辈已经是第四代了，他们家祖传的贡砖烧制技艺至今已经传承了200多年。

　　据史料记载，明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用了十多年时间在北京大兴土木营建皇家宫殿。朱棣钦定在临清建贡砖烧制基地。明清两代，临清境内的砖窑多达数百座，都分布在运河沿岸，窑工多达数十万。前后500多年间，由临清运至北京皇城的贡砖已不计其数。明、清两代修建的北京皇宫、天坛、地坛、日坛、月坛，九门城楼、钟鼓楼、文庙以及王公府邸，所用的全是临清贡砖。故有“临清贡砖撑起了北京皇城 ”的说法。

　　景永祥老人说，营建皇城所需贡砖之所以要选在迢迢几百里之外的临清烧造，一是因为临清的土质好。由于黄河的多次冲刷，临清很多地方形成一种一层红、一层白、一层黄的“莲花土”。这种土细腻无杂质，沙黏适宜，烧成砖后，“击之有声、断之无孔，坚硬茁实、不碱不蚀”。尤其是砖的硬度高达到270号，比许多石头的硬度都高；二是临清的水质好，当时的漳卫河水质清澈，碱性很小，适宜制砖；三是临清傍临京杭大运河，运输极为方便。

　　据景永祥老人介绍，临清贡砖烧制工艺十分精致。首先要选取黄河淤积的“莲花土”，经过碎土、过筛后，选出没有杂质的精土放入池中浸泡。浸泡时间需要一年，过滤出细泥膏后，经过人或牲畜的踩踏，去除泥内气泡。然后经过“醒泥”、“摔泥”过程，放入砖模内用板拍打成坯。再将砖坯晾干后装入土窑。装窑后，用豆秸或棉杆烧30天左右，再用水慢慢洇窑，然后出窑。贡砖烧制多达18道工艺流程，而且每道工艺都需要工匠们一丝不苟。

　　景永祥老人还说，烧一窑贡砖，需要一个月，也就是说，一孔窑每年最多烧12窑贡砖，产量有限。这些年，随着各地旅游业的兴起以及古建筑物的修葺，临清贡砖在各地的需求量大增，订单逐年增加，但贡砖产量成了“瓶颈”。“前个时期山东台儿庄古城全面修复，有一个300万元订单的大买卖，但由于产量有限，这个订单愣是没敢接。”

　　尽管景永祥经营的贡砖生产基地如今已建了6个窑墩，砖坯基地也扩大到了30多亩，但目前的生产能力依然满足不了社会的需求。

　　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临清贡砖曾经书写了历史的辉煌，今天依然有着巨大的市场和强大的生命力。记者了解到，为了保护发展临清贡砖这一文化遗产，当地有关部门已经制定了保护计划，设立保护研究机构，建立技术研究开发基地，进行规模化生产，加大资金投入，力争使临清成为全国知名的古建筑维修用砖生产基地。

　　临清贡砖，一个传承了数百年的民间技艺，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正期待着新生。摄影 记者 袁培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