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伟大

　　2月19日，是伟人邓小平的忌日，他已经离开我们9年了。颂扬伟人的文章、图书、音乐、影视等数不胜数，“伟大”的评语有长长的一大串。邓小平的为人、邓小平的理论，不仅为中国人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而且受到国际社会公认。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就说过：“邓小平是20世纪最伟大的人物之一。”笔者乃一介草民书生，好像不重复别人、不鹦鹉学舌，已经很难再搜刮出更恰当的语词表达对伟人的敬仰之意了。

　　日前，朋友小聚，谈及邓小平“叱咤风云，戎马一生，三落三起，扭转乾坤”。有人问我，面对邓小平一大串的“伟大”，你能说出他的“伟大之首”吗？这个问题，有X个答案，因每个人的阅历、认知水平、感受层面各异。说到了这个问题，我的脑海中骤然显现警魂骇魄的幻景：一艘重创了的巨轮，在惊涛骇浪中颠簸渐沉，面临灭顶厄运；一个精神狂癫的巨人，歇斯底里地奔向悬崖，差一步就坠入万丈深渊。这巨轮，这巨人，就是20世纪文革时期中华民族的悲哀景象映照！是邓小平，力挽狂澜，把岌岌可危的巨轮拖进了安全的港湾；是邓小平，挥展巨臂，把行将粉身碎骨的巨轮拉上了通畅的坦途。把中华民族从极左思潮的恶洋祸海中、从个人迷信的癫狂痴疯中解救出来，实乃邓小平的“伟大之首”！至于后来的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春天的故事”……都是这个“伟大之首”的后继辉煌。

　　如果离开文革年代特殊的政治环境和对文革的否定、反思，邓小平的“伟大”，就会大大“逊色”。也就是说，邓小平的“伟大”，需要由实事求是、批判极左路线、反对个人迷信的理念的平台作支撑。今年是文革发动的40周年，结束的30周年。在文革那个荒唐、动乱、残酷、人性沦丧的年代，六亿“舜尧”被极左路线彻底蛊惑，国魂民魂完全被“愚忠”取代，一切围绕、紧跟、忠于、为了“红太阳”成了时代的最强音和国民惟一生存理由。“红太阳”比皇帝还皇帝，“最高指示”比“圣旨”还圣旨。为了造神，神治天下，仅1966、1967两年就正式出版毛泽东著作和毛泽东像、毛泽东单张语录和诗词就达108亿册（张）。之后，《毛主席去安源》油画又印了1.913亿张（据《湘潮》2000年第12期））家家户户都把“主席像”和“红宝书”奉为神灵，供奉于正堂。国家的宪法和一切法律法规尽皆成为废纸，“最高指示”钳制全党全民的“思维”、“话语”和行动。这正好实现了毛泽东的夙愿。毛泽东早在1959年就说过：“我们要人治不要法治，《人民日报》发表一篇社论，全国都来执行，何必要什么法律呢！”（《随笔》1989年第一期，77页）当时的“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的社论，确实起着“最高指示”“代言”工具的作用，圭臬着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一言一行。

　　极端的个人迷信、神权专制，是文革浩劫的祸端。所以，“红太阳”一声“造反有理”号召，一张《我的一张大字报》，旋即全国躁动疯狂起来，一派“狂飚巨澜”，“红色恐怖”。千百万被野蛮毒汁灌痴灌疯了的青年学生，迅速从学校“杀”向社会，从城市“烧”遍农村，到处是无休止的抄家封门，到处是无休止的批判声讨，到处是无休止的游街示众，到处是无休止的冤假错案，到处是无休止的派仗武斗，到处是无休止的打砸抢……共和国的元勋（国家主席刘少奇都难逃劫难）、各级的“当权派”、广大知识精英、以及千千万万所谓的“阶级敌人”，一批批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许多大师级、国宝级的知识精英因为被折磨至极而精神崩溃，丧失生存信念，不得不走自杀解脱之路。譬如邓拓，人民日报总编辑、著名杂文家，1966年5月17日服毒自杀；翦伯赞，著名历史学家，1968年12月18日，与妻同服安眠药自杀；老舍，著名作家，1966年8月24日，投北京太平湖自杀；严凤英，著名黄梅戏演员，1968年4月8日，服安眠药自杀；顾圣婴，著名女钢琴家，1969年1月31日，与母、弟全家用煤气同时自杀；傅雷，著名翻译家，1966年9月3日，与妻同时上吊自杀；闻捷，著名诗人，1971年1月13日，用煤气自杀；萧光琰，著名化学家，1968年12月10日，与妻、女同日服药自杀；李立三，中共期领导人，1967年6月21日，服毒自杀；……查查资料，文革中自杀的著名大家不下百人！全党群体高烧，民族整体癫狂，即便少数清醒者，也要违心地随大流，否则就要被视为敌对阶级被实行专政。凡表示怀疑或公开反对的，没有不饱受折磨摧残，以至惨遭杀害的。譬如张志新因为反对文革，在狱中受尽折磨，被割断喉管后枪杀；林昭因为反对“偶像崇拜”，在狱中饱尝酷刑，被枪杀；遇罗克因为反对“出身论”，惨遭杀害；………

　　文革时期甚至荒唐地提出“埋葬帝修反”、“让领袖思想照遍全世界”、“解放全世界”的口号。以致有不少青年中邪妄为，结伙偷越国界，去越南“援越抗美”，去缅甸参加缅共游击队（据《文化大革命的地下文学》，朝华出版社1993年版）。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极左思想和个人迷信泛滥、登峰造极，也是数十年来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和“运动”不断升级，渐烈渐浓所致。

　　所以，1981年6月27日通过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决议明确写道：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叶剑英元帅生前曾沉痛地说：“文化大革命死了两千万人，整了一亿人，浪费了八千亿人民币。”（《往事——1966写真》。）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文革虽然结束了，但在其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极左思潮、个人迷信仍然相当浓烈，“两个凡是”甚嚣尘上，国民仍被造神迷神、神魂颠倒的习惯思维所左右。在这样的政治大背景、大环境下，1977年秋，邓小平甫一恢复中央领导职务，就首先推动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旗帜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领导和支持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提出必须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废止“阶级斗争”提法，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随着文革的错误一个个被纠正，“神定”的冤假错案被一个平反昭雪，个人崇拜终于被打破，国家和民族终于挣脱“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锁链，走出极左思潮的阴影。

　　要遏制一个国家的歇斯底里，要拯救亿万民众的痴迷疯狂，谈何容易！没有钢铁般的意志，旗帜鲜明的态度，是驾驭不了的。拨乱反正、冲破极左路线和个人迷信禁锢的过程，是正确处理文革十年、乃至共和国成立以来所积聚起来的社会矛盾、社会问题的过程，是合理调整长期扭曲化的人们利益关系的过程，是消除数十年危害社会运行的许多恶性因素、逐步增加良性因素的过程。它遇到的阻力之巨大、干扰之强烈，是可想而知的。诚如邓小平所言：“拨乱反正，语言要明确，含糊其词不行，解决不了问题。”（《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邓小平文选》第2卷）只有彻底否定文革，才可足显邓小平之超人的胆魄、勇气和忘我精神！伟大哉，邓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