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论坛
吴重庆
中国是一个拥有9亿农民的发展中大国，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差不多用了20年时间，才转移出不足2亿农民到沿海和大城市“打工”(2004年底据说达到1.7亿人)。很显然，在相
当长的时期里，中国国民的大多数仍将是农民，并且仍将生活在农村。“三农”专家有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是给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建造一个巨大的“蓄水池”。需要并且可能时，农民进厂进城务工居住；不需要并且不可能时，农民返乡返农，在建设中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仍可以安居乐业。这样，城乡协调，社会安稳，农村作为“蓄水池”的调节功能由此显现。
常识告诉我们，一个水池容量的大小是由最近底面的缺口决定的。现在需要讨论的问题是:在水池的周边，哪里是最近池底的缺口。
都说“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我们可以把这句话理解为:农村作为一个“蓄水池”，不仅壁低池浅，并且缺口随处。大的缺口有:农经凋萎，治理乏力，闲暇难遣，人际离散。为了全方位地“补漏堵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要求“协调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25年来8个围绕“三农”的“一号文件”中，今年的“一号文件”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农村的“社会建设”课题。
新农村的社会建设如何开展？不管是农业增产、农民增收，还是劳动力技能培训、保障农民务工的合法权益，事实上都属于以农民(个体)为本位而不是以农村(社会)为本位的乡村建设。以农村为本位的社会建设就是在目前人际离散的乡村，以村庄传统组织资源、民间社会资本和各类地方性知识为依托，增强农村的社会共同体意识，培育农民个体之间的互助和公共观念，缔结农村的合作组织。对此，今年的“一号文件”不乏细致入微的表述，如“村庄治理要突出乡村特色、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保护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古村落和古民宅”，“引导农户发展资金互助组织”，“健全农民自主筹劳筹资的机制和办法，引导农民自主开展农村公益性设施建设”，“鼓励、引导和支持农村发展各种新型的社会化服务组织”。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社会建设并不是由上而下地以行政手段在农村设立徒有其表的“空壳化”组织，而是尊重农民自身的要求和农村社区的需要，通过社区事务的带动和社区成员的参与互动，有机地萌生社区的合作团体，重现农村草根社会的蓬勃气象。今年的“一号文件”强调，“在推进新农村建设工作中，要注重实效，不搞形式主义；要量力而行，不盲目攀比；要民主商议，不强迫命令；要突出特色，不强求一律；要引导扶持，不包办代替”，这既是当前新农村建设的工作指针，也可视为农村社会建设的宏观政策。在此，是“国家”从“社会”中适度后撤，给“社会”留出生长和展示活力的空间，而不是“国家”抛弃“社会”，任“社会”生灭浮沉。其中的涵义，也许不能为习惯于以“国家”—“社会”两极对立之视角观察问题的人所完全了解。
新农村的社会建设究竟意义何在？如果说以农民(个体)为本位的新农村建设是解决农民的乐业，那么以农村(社会)为本位的新农村建设毋宁是致力于农民的安居。可以设想，有朝一日，绝大多数农民都已衣食无虞，但乡村社会人际离散，邻里之情淡漠，社区公共事务废驰，垃圾遍地，污水漫汙……这样一幅只见“个人”不见“社会”的“城市贫民窟”的典型景象，又怎能成为富裕起来的农民的小康蓝图？他们又怎能在那样的状态下安居？令人痛惜的是，这样的局面并非纯然想象，而是成了今日许多先富乡村里的人们熟视无睹的现实。难怪他们愿意把家迁到城镇，或者即使是在村内盖了新房，也要人不着村地到城镇去漫度闲暇。这样的村庄已被戏称为“外向型村庄”。如果只有农民个人经济收入的增长而并无乡村社会建设的及时跟进，那么，农民必定是人在农村心在城市，并且在人生成功取向和消费方式上“脱村入市”，惘然无谓地相互攀比。这样，在国家农村政策多年来致力于农民增收的同时，先富的农民却非理性地付诸增支(这也许是“拉动内需”论者所乐见的，值得欣慰的是，此次“一号文件”通篇并无“拉动内需”的提法)，他们一旦突遇天灾人祸，仍会轻易“返贫”。在此特定意义上，我们不妨说，以农民(个体)为本位的新农村建设是为了农民的乐业——农民在农业上增收，而以农村(社会)为本位的新农村建设则是为了农民的安居(不是安全而是安心地居住农村)——农民从城市化的生活中减支。增收与减支并行，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同步，农民才能真正在农村安居乐业，而农村，方可发挥其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蓄水池”的调节功能。
70多年前，梁漱溟先生在山东邹县从事乡村建设时就深感于乡村社会组织资源再造的关键性。今天，因为中国农村社会建设工作本已迟缓，并且有时观念障碍有加(如更多的人还是热衷于单从农民增收的视角读解此次“一号文件”)，所以，如果不把社会建设提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高度加以认识并即刻付诸行动，那么，社会建设必将成为离农村这一巨大“蓄水池”的池底最近的一个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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