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克权
在当前看不起病、读不起书、买不起房，人民群众把它称为新的“三座大山”之时，竟有政协委员说，收红包“它会使医患关系更和谐”，“医生的劳动太廉价了，医生没有合理的收入”，“治疗前和治疗后，“红包”性质不一样”，“社会应当是宽容的，医生是一个很辛苦的职业，是高级劳动者”。（据《政协委员吴博威称收红包可令医患关系更和谐》2006年3月3日南方新闻网）把医生收红包上升到和谐社会的高度，这恐怕是迄今为止我们所听到的闻所未闻的“高论”。
这个“高论”的实质，就是说医患关系之中的核心是“钱”，病人给医生送的钱越多，这种关系就越和谐；那么病人不给医生送钱呢，当然不能反过来说，医患关系就不和谐，但至少是不会“更”和谐。要“更”和谐，病人就要给医生送更多的钱，而且医生不必要付出更多的“高级劳动”，这个“更”和谐实质是由病人用“孔方兄”单方面来承担。我不知这与马克思说的，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还有多大区别。
诚然确有一部分人，在医生给他医好病后，他是发自内心地用钱来感谢。但是正如深圳南山医院医学博士陆原所说：“在现在的社会大气候下允许术后收取“红包”，容易引发误导。如果说病人术前送“红包”是被迫无奈，但即使在术后，有些病人也还要进行随访，如果允许术后收“红包”，这些病人会产生压力。所以，术前送红包和术后送在性质上都一样。”这就是个中之人，一语道破了天机，手术后病人还要找医生的，一旦术后送红包成为潜规则，有谁敢同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当前药品价格高，医疗收费贵，城镇居民普遍看不起病，农村大多数农民更不敢上医院。卫生部公布的《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主要结果》显示，将近五成(48.9％)的居民生了病不去医院看病。在去看病的患者中，经医生诊断该住院治疗却未住院的也达了29.6％。我国中西部农民因看不起病，死于家中的比例高达60％—80％。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看好了病，医生收病人的红包会使医患关系更和谐且形成潜规则，那么一般群众肯定负担不起，上述的比例还会进一步上升。这可不能说成是医患关系和谐的标志。
从现状来看，人民群众对医生收红包深恶痛绝，把看不起病戏称为新的“三座大山”之一，这就充分证明医生收红包，在当前很普遍的情况下，并没使医患关系和谐，更谈不上“更”和谐了。从历史来看，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以前，医生大都本着“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兢兢业业为患者服务，贯彻毛主席的“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农村的合作医疗比现在普遍，医患关系应该说比现在和谐多了，但那时是没有医生收红包之说的。
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如果这位政协委员的逻辑成立，那么，警察抓小偷，追回了失主的损失，失主很感谢，也有给警察送红包的，这个警察应该收，因为收了警民关系会更和谐；民事纠纷，法官断案，胜诉的一方赢了官司就等于赢了钱，一定也对法官非常感激，也会有事后给法官送红包的，法官也应该收，这样会使法官与当事人的关系更和谐；公务员升了职，这是领导培养的结果，也会对领导感恩戴德，事后也有给领导送红包的，领导也应该收，这样会促使领导与被领导者之间的关系更和谐；政府帮助企业排忧解了难，企业难道对有关公务员会不感激吗，也有事后送钱的，这个钱也可以收，这样会使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更和谐。且官员的工作也是高级劳动，与医生的高级劳动不分仲伯，从报上公布的个人简历看，有几个不是硕士、博士的，他们的收入也不高，每天工作也是十多个小时，今年春节有几个省部级领导不是在访贫问苦，体察下情？。这样一来，我们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还有什么钱不敢收！
不过我们注意到这位政协委员本身就是医学教授，那么这个“高论”实际上是在为自己说话，因为卫生部的规定：严禁医务人员收受患者及其家属的“红包”和其他馈赠，损害了这些医务人员既得利益，这使我们就不难理解这位委员的用心了。但是政协委员参政议政，应该是跳出自己身份，要站在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立场上说话，不能眼中只有少数人，那是与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和地位不相符的。
相关专题：2006年全国两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