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7日《中国青年报》报道，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余凌云教授认为，现阶段完全放开让公民自由迁徙，会给城市带来很大的压力，公共设施、医疗、就业和教育等很难跟上。王太元教授则认为，只有先解决公平、发展、稳定等社会问题，才能水到渠成地出台户籍法。
我不知道两位专家的说法算不算是对公安部正在着手的户籍改革工作的反对。不知道当余凌云教授说“现阶段完全放开让公民自由迁徙，会给城市带来很大的压力”时有没有
意识到，无论你让不让自由迁徙，公民的大量流动也早已成为事实。也无论城市的公共设施、医疗、就业和教育是否跟上来了，但流动人口的这种需求也早已存在。换言之，城市管理者已不可能因为大量的流动人口没有户籍而拒不提供相应的公共服务。因此，当这种压力已经不可回避之时，以“压力论”来阻止公民的自由迁徙，给人的感觉只能是像一只将头埋进沙子里的鸵鸟，在被动地采取一种视而不见、无所作为的策略。
也不知道王太元教授为何会认为，只有先解决公平、发展、稳定等社会问题，才能水到渠成地出台户籍法。难道“水”还未到吗？流动人口之水早已奔腾而至，而户籍之渠迟迟没有打开。进城农民工由于无法得到城市公共政策的善待而导致的社会与公民自身的双重伤害的事实，已不胜枚举。可以说，公民权利的不平等，就是最大的不公平，也必然是最大的不稳定因素。在这种情形之下，想要“先解决公平、发展、稳定等社会问题”，我真不知道如何才能够达到这种“善意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