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含章：揭开张维迎理性思考的盖头

　　前不久，张维迎先生在《经济观察报》发表长文《理性思考中国改革》。在文章中，张先生开宗明义地提出要“理性思考中国改革” ，但其后，张先生的论述却与主题渐行渐远，通读全文才发现，原来所谓“理性思考中国改革”不过是魔术师手中的盖头，下面藏着的“私有化万能论”、“大赦原罪论”、“领导干部补偿论”才是玄机所在。更令人遗憾的是，在这篇洋洋万言大谈理性和学术规范的文章中，还出现了不少以偏概全、逻辑混乱的硬伤。

　　张维迎的文章共分六大部分，但真正贯穿始终的主线只有一条，那就是全面私有化。从政策可行性和激励机制的论述，到“证明”国有企业是贫富差距扩大、百姓就业难的原因，从提出改革的三个约束条件到缩小收入差距的办法，张先生自始至终试图说明的道理只有一个：国有企业不行了，全面私有化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文章技巧地回避了“私有化”三个字，但却始终着力论述国有企业的种种弊端。在张先生看来，贫富差距、工人下岗、地区发展不平衡皆是国有企业惹的祸，要铲除这一“万恶之源”，看来只能把国企统统一卖了之。

　　张先生的“私有化万能论”灵验吗？没有实践，难下断语。但国外是有教训的。俄罗斯和拉美国家的经验已经证明，全面私有化是行不通的。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实行了激进的休克疗法，全面私有化，结果造成经济增长停滞近十年，国力大幅衰退，民生凋敝。而金融寡头们又借私有化之机，垄断了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严重威胁俄罗斯的国家安全，如尤科斯石油公司前总裁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在拉美，虽然以私有化为标志的“华盛顿共识”曾风靡一时，但自九十年代后期以来，拉美各国普遍出现贫富差距急剧扩大、社会动荡的局面，一些国家还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拉美各国纷纷抛弃“华盛顿共识”，转而开始实行更倾向于大众的左翼路线。

　　当国外赞扬中国改革的成就，并誉之为“北京共识”的时候，张先生却仍在不遗余力地推销“华盛顿共识”，而他在文章关键处使用的论据也不能让人信服。例如，文中称，“那些相对落后的地区基本上都是体制改革最慢的地区，企业家创业的制度环境最恶劣的地区，也是国有经济占主导的地区。”显然，张先生认为，是国有企业制约了经济发展，进而造成或加剧了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而事实上，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是各种主观和客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很难把产生这种社会现象的根源归结为单一原因，除了政策导向等原因之外，还应该考虑地理位置、人口素质、资源状况、历史沿革等因素。我国中西部经济相对落后，改革滞后是问题的一方面，但东部的发达并非全盘私有化的结果，中西部相对落后也并非公有化的罪过。还应看到，地区差别并非中国独有，就连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美国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以阿肯色州为例，它是美国最穷的州之一，但是它的州长克林顿却能当选为美国总统，为什么？因为阿肯色州的相对贫困是由它的地理位置、人口数量、历史传统等多种客观因素造成的，与领导者和实行何种经济制度并无必然联系。

　　张先生还认为，“国有企业越多的地区，收入分配的差距越大，百姓就业越难”。这个结论涉及事实，不是理论。我们期待国家统计局拿出科学的数据来，不能让个别经济学家垄断话语权。

　　在文章中，为证明改革应“向前看”的理论，张先生还引用中日关系作例证。他说：“老一代革命家和邓小平先生处理中日关系时的态度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他认为邓小平等老一代革命家在中日关系上都能不“纠缠于历史旧账”，我们在改革时也应该“向前看”。张先生健忘，中国政府在发展对日关系时，始终坚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原则，历史和未来两者同等重要，不可偏废，在某种程度上，“以史为鉴”更是“面向未来”的前提和基础。事实上，只有小泉纯一郎和麻生太郎等日本右翼政客，才会采取忽视中日关系过去，片面强调未来的做法，为歪曲历史、美化侵略服务。张先生还提到了抵制“日货”。但是，老一代革命家和邓小平先生在建国后好像没有论述过抵制“日货”的问题。在该段的结尾，张先生称，“如果不关心我们自己的未来，牢记历史除了求得一时的心理平衡外，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不是理性的行为。”这显然也是他的一己之见，与小平同志和老一代革命家并无关系。在这段文字里，“老一代革命家和邓小平先生”被摆在最前头，但后面的具体内容却没有一句是老一代革命家和邓小平先生的观点，说的完全是个人对中日关系想当然的狭隘理解，这种表述方式能称得上是严谨的、理性的、学术的吗？

　　张先生是知名学者，“对自己经过深思熟虑和严格论证的理论有很深的信仰”，但是这种带有唯市场论的信仰在许多时候却表现出严重的逻辑混乱和非理性，以致学界内外对其理论的质疑从未间断，可这些并没有妨碍他的一系列理论转化为实际的公共政策。“冰棍论”、“烂

　　要解释张维迎与郎咸平巨大的命运反差，就必须涉及利益代言问题。尽管张先生从不承认自己为利益集团代言，并坚称其发表的言论都是“经过深思熟虑和严格论证的理论”，是学者的学术观点，但是，从“冰棍论”到今天的“大赦原罪论”和“私有化万能论”，张维迎的所有理论均是为企业主、国企老板的利益服务，其立场之坚定、脉络之清晰，在经济学界无出其右者，他已经成为社会强势利益集团的代言人。

　　经济学的出身，使张先生的学术理论带有自觉追求效益最大化的先天理性，这使他的理论针对性非常强，几乎每一理论都是为让社会强势阶层获得巨大的物质利益服务的。这种基于为强势阶层创造财富的理论，又引发强势阶层的共鸣和支持。为强势阶层代言，就是张维迎的理性。

　　在成熟的社会，经济学家是不能为某个利益集团说话的，除非他放弃这顶桂冠，专门供职于企业。但在中国，部分经济学家拿着企业老板的薪金酬金，却依然以学者的名义发表种种“理性的思考”，不能不说是一件奇怪的事情。而且，各种利益代言人和普通民众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呈现出一种极端的不对称，代表一小撮人利益的专家、学者往往比代表普通民众的声音拥有大得多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这一点在张维迎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这种话语权的不对称，有利益表达机制不健全的问题，但更根本的是，在中国由一元化社会向多元化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一些人借法制不健全之机，迅速暴富，他们在取得占据巨大社会资源的优势地位后，出现了一种忘乎所以的傲慢心态，完全忽视甚至敌视社会其它阶层的利益，而只顾追求本阶层的利益最大化。像哈尔滨“

　　人类贪婪的天性，使每个人、每个阶层都有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本能，这本身并不奇怪。但问题是一个利益多元化的社会，注定了所有人的利益都具有相对性，所有人都必须与社会进行一定程度的妥协，否则这个社会就会因失去平衡而倾覆，最终所有人的利益都将遭到损害。如果社会参与者不能明白这个道理，特别是当一个社会缺乏有效监督制约机制的时候，强势阶层如果一味追求本阶层的利益最大化，那么他们将会把包括自己在内的整个社会推向危险的境地。

　　有一些所谓的学者不仅不对这种危险的趋势发出警告，反倒投其所好，推波助澜。他们利用自己的学术地位，为有利于强势阶层的公共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帮助他们开辟新的暴利模式，并致力于为财富的灰色部分提供合法化解释。他们抛头露面，为老板们回应公众的质疑，以学术为名，却行代言之实。

　　由于他们的出发点是利益，而非学术，因此他们的理念往往非常极端，甚至与国家的整体政策相背离。以张先生的《理性思考中国改革》为例，他在文中提出，对下岗工人等改革利益受损者的补偿应该是一次性的，不能没完没了。言外之意，像社会最低生活保障、下岗工人再就业培训等一系列保障下岗职工权益的政策都是不恰当的。他还提出，中国工人的工资不能提高太快，不然企业就会失去竞争力，就会造成企业家和高级人才移民海外，而普通工人只能回家。再比如他认为国家承认的农民的唯一既得利益就是土地使用权，所以只有当农民失地时，国家才能给予补偿。如果他的说法成立，那么国家取消农业税、建立农村医疗保障体系等一系列措施就都成了缺少依据的政策。还有他的“大赦原罪论”，主张将“特殊历史条件”下，一部分人的非法所得，“通过特殊的措施了断，把整个社会‘从违法陷阱’中拯救出来”。在这里，张维迎语焉不详，不知他要赦免的人群是不是包括那些在国有资产出售浪潮中，通过非法手段侵吞巨额人民财富的厂长、经理们？是不是包括那些在改革中“受损最大”的领导干部，“迫不得以”受贿或通过子女经商等“非常不规范的暗补”手段进行权钱交易的行为？但从张维迎“拯救”整个社会的宏伟目标看，这些人显然被包括在内。按照他的理论，工人、农民不能享有国家过多的保障措施，而贪官或一些企业主的非法所得却应该得到保护，这是哪门子的逻辑？

　　张维迎这类理论如果全部得以实施，那么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就将崩溃，随之而来的将是更加疯狂的贪污和对国有资产的掠夺，整个社会将陷入不可避免的混乱。必须指出的是，中国的强势阶层似乎并未意识到风险，他们只看到眼前利益，却看不到那百步外的深渊。这已成为中国社会的一大隐忧，不可不察。(窦含章)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