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中，把抓紧解决农民工工资偏低和拖欠问题并列，而且放在更突出的位置上。《意见》指出，要规范农民工工资管理，切实改变农民工工资偏低、同工不同酬状况。各地要科学确定工资指导线，促进农民工工资合理增长。
这里传达出一个基本信息就是，由几年前温家宝总理在重庆探访农家引发的农民工欠薪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决后，下一步政府的重点将放在提高农民工工资偏低的问题上。这有
其巨大的现实针对性。其一是近十年来，各地农民工工资基本上没有涨多少。而农民工其他方面的支出却增长了不少。扣除最基本的生活费用后，农民工所剩无几。通过外出打工增加农民收入之路近乎失灵。
其二，在全国1.2亿农民工中，40岁以下的青年人超过85%。也就是说，农民工中超过一亿人是青年。如果再细分的话，我们可以把其中20岁左右的农民工，视为第二代农民工。第一代农民工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们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或九十年代初进入城市；第二代农民工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或新世纪初进入城市。
两代农民工的区别，不仅仅反映在年龄上，更多的表现在成长大环境、就业观念等方面的巨大差异上。从大环境上说，第一代农民工多成长于物质不发达的年代，受到的教育水平也相对较低，有着旧时农民勤劳、坚忍等优良传统。能打工，用社会学家陆学艺的话说，比种田升了“半个台阶”，已心满意足。
而第二代农民工就不同了，他们成长之时，比其父辈享受到的物质条件好许多。年轻、文化程度较高，思想活跃，同样也受到尊重人权、尊重民主权利等观念的影响。这就决定了他们在基本价值观上与第一代农民工有很大不同。第一代农民工能够忍受的，比如收入偏低、长时间加班、劳动环境恶劣等，第二代农民工可能就容忍不了。由于自我保护、自我价值承认意识不断加强，对一些企业的侵权行为，他们不再像第一代农民工那样忍气吞声、逆来顺受。第一代农民工是“有工就打”；第二代农民工对打工则敢于挑肥拣瘦，敢于频繁跳槽，敢于为待遇同企业主“叫板”。他们已不满上“半个台阶”，但社会又没有给他们“国民待遇”。而大量手工操作、繁重体力型行业，对农民工的需求最多。过低的工资，已不能吸引第二代农民工。这一点，其实从城市家政业中如保姆近年来持续走俏就可以看出来，而后又逐渐扩展到其他行业。
太低微的工资收入，缺乏对第二代农民工的吸引力；面对此，向来以低廉的劳动力赢得市场竞争力的企业，怎么办？如果第二代农民工，一方面因为工资太低，有工不愿打；另一方面，又嫌务农太辛苦，有地不肯耕，当社会上充满太多游离于城乡之间的第二代农民工之时，稍稍熟悉中国历史的人就能明白，这给社会带来许多不稳定的因素。
问题在于，各地能像解决欠薪问题那样，重视逐步提高农民工的工资待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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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员 闻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