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鹏：令人不寒而栗的程序漏洞

　　信报记者 吴 鹏/文 黄 伟/图

　　一个好端端的人安坐在家里，却突然被几个彪形大汉当作“疯子”抓上了精神病院的车子；而精神病院仅凭家属或者监护人的“委托书”就可以进入小区将“病人”带走。在记者采访的过程中，江北区某精神病院的院长认为“我们这么做的一切程序都是合法的。”

　　程易在采访中表达了他的担忧，他说自己越想越后怕：“如果有人在外面跟别人闹了矛盾，那是不是任何人都可以通过这种手段对别人进行报复？”

　　不管程易与他父母之间发生了什么，他父母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方法来对付他，但此荒唐事件另一个引人思考的问题是：精神病院判断一个人是否得精神病的标准到底是什么？

　　与这样被错抓的精神病人相比，一些真正的精神疾患者，却在社会对他们的回避、厌恶、耻笑中，流落街头。

　　2005年3月7日晚，29岁的湖南衡阳青年张衡生在途经该村的国道上被车撞伤，村民们先后拨打湘潭市110指挥中心、湘潭县交警大队、镇民政所等单位电话，遭遇推诿和敷衍。张蜷缩路边稻草中，忍饥挨冻五晚四天后不治而亡。张衡生事后被证实是一位精神病人。

　　把正常的人变成“精神病人”和真正的精神病人被忽视关怀，是社会的两大怪现状。

　　爬行在另一个世界的人

　　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显示，在社会转型、民众生活压力指数上升的背景下，中国精神疾病已经取代呼吸系统、心血管、脑血管疾病以及癌症，成为民众最高危疾病。由于种种原因，大陆到底有多少精神疾病患者一直未被外界掌握。2000年，《中国新闻周刊》撰文《精神疾患偷袭中国》，指出其时大陆已有1600万精神病人，这个群体以每年至少10万的数量递增。流行病学统计显示，一个“精神疾患时代”已悄然来临。

　　我们看到过这样的场景：一个被唤作疯子的人蜷缩在墙角，浑身弥漫着刺鼻的气味，身上穿着油腻的衣服，仿佛几十年没有剪过的头发蓬乱、带着稻草屑，吃着垃圾箱里别人丢弃的食物。当他们站起来向前走的时候，一群孩子会在后面尾随着这个被称作“疯子”的人，拿起石头扔向他。

　　曾经有记者以“爬行在另一个世界的人”来比喻这些精神病人，可谓贴切。湖南省脑科医院副院长郭田生在接受《凤凰周刊》记者采访的时候说“一个精神病人比一个残疾的乞丐还可怜”。

　　他的理由是：乞丐通过求乞的方式，保持与外界的沟通，获取生活资源；而精神病人则因为自己的破坏性行为，使身边的人因恐惧产生疏远，因疏远将生存环境破坏殆尽，最终完全丧失获取资源的能力。

　　让治疗只是治疗

　　实事求是的说，在精神病人救治方面，目前我国在救治体制方面还存在着问题有待改良。

　　一个精神病人治疗成本较高。精神卫生专家介绍说，精神病人的一个疗程，需耗时2-3个月，花费5000元以上。早期患者一个疗程后，每月仅仅药品一项开销需三五百元，维持期要2年。如再发病，维持期将是5年。

　　大多数家庭无力承受病人治疗费用，致使80%的患者不能及时住院治疗。相当数量的精神病人出院后，又因费用原因难以坚持长期服药，导致复发率高。

　　这样的现实导致了很多精神病人最后往往被家庭无奈放弃，散落社会，这些人又流向经济富裕的城区，成为最受排斥的人群。

　　从程易事件中我们还看到了什么？我们看到的是针对精神病患立法的缺失。假如一个人是不是精神病人，他的鉴定过程由严密的医疗及法律程序说了算，程易怎么可能会被“错抓”？除此，我们还看到了这样的现实：部分地区公安部门和民政部门在面对精神病人收治问题时的相互推诿。这很容易理解，既然国家不能提供经济支持，家庭不得不独力承担精神病人的医疗费用。民政部门负责收治无监护人、无单位、无经济来源的“三无”精神病人；公安部门负责收治肇事的精神病人，但现实是，很可能出现真空地带，哪一方的责任都没有完全承担起来。

　　近年来，四川、重庆、广东、南京都有人大代表提案呼吁为精神病人立法，但是这个法律却迟迟没有立起来，为什么这么难，难就难在费用究竟应该由谁来承担？按照国际惯例，这样的费用应该由国家承担。

　　我们欣喜的看到，杭州市已经走在了精神病立法的前列。《杭州市精神卫生条例(草案)》从精神卫生服务体系、心理健康促进、精神疾病治疗、精神疾病患者的医疗看护和康复以及法律责任等方面作了详细规定。精神病人可获得基本

　　可以这么认为，为精神病人立法，是为这些特殊的“邻人”们建立起来的最后和最低的保障。也惟其如此，我们也许才能冀望：让医学成为医学，让治疗回归治疗。

　　从程易事件中我们还看到了什么？我们看到的是针对精神病患立法的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