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长征

　　随着年中的临近，民族的集体记忆再一次沉浸于一种“宏大叙事”的语境。在日渐浓厚的“红色记忆”氛围里，难以从日常喧嚣和浮躁中解脱的当代人，可望体验某种精神与情感上的洗礼。

　　中国共产党85年的非凡历程，特别是中国工农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这一惊天动地的壮举，其中所蕴涵的精神资源，早已超越了党的传统的范畴，而成为对全民族都具有重要认

知价值的不朽的历史文化样本。不了解中共党史，是不会明白中国现代史的；而不懂得长征，则无法了解中国共产党。如果当代中国人是索尔兹伯里所说的“长征的孩子”，我们可能发现，2006年是一次心灵的寻根之旅。

　　作为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长征是中国工农红军在反“围剿”失败的情况下，被迫进行的战略大转移。在前有堵军、后有追兵的征途中，红军爬过了18条山脉——其中5条终年冰雪覆盖，渡过24条河流，足迹踏遍半个中国。

　　长征是一个“把活路堵死、向死路求生”的生死抉择。由于这个原因，当时身在千里之外的“剿匪总司令”蒋介石指着军事地图说：“他们是在走向深渊，走向死亡”。他确信，红军是“石达开第二”，将重演全军覆没的悲剧。但红军就是在去路渺茫的“死亡地带”获得了新生。

　　实际上，国共之间的较量，在长征结束时就决出了胜负。这一点，鲁迅先生当时就看了出来。他在给中共中央的贺电中说：“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

　　也正是因为长征的“不可思议”，西方人往往赋予其“超自然”的色彩。在欧美三位“长征作家”的笔下，长征既是人类挑战自我极限的史诗，又是一个“完美的

　　《西行漫记》作者斯诺把长征所表现的“不可征服的那种精神、那种力量、那种欲望、那种热情”称为“东方魔力”。曾与红军同行的瑞士传教士勃沙特，将所记录的“红军长征秘闻”题为《神灵之手》。前《纽约时报》副总编索尔兹伯里把长征类比为“犹太人走出埃及”和“汉尼拔翻越阿尔卑斯山”，但又指出，作为“人类有文字记载以来最令人振奋的大无畏奇迹”，“长征是不可比拟的”。至少在这个意义上，长征具有普世价值。

　　当然，长征绝不是一场惨烈的“极限运动”，甚至也不仅仅是一种军事意义上的自救。索尔兹伯里在其1985年出版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把长征视为“人类信念的丰碑”，认为在20世纪没有“比长征更令人神往和更为深远地影响世界前途的事件了”。

　　壮烈总是因为崇高。毛泽东同志曾无比自豪地试问和解答：“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共产党并不是超人，支撑着长征的，也不仅是革命的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而更多的是执着的信念和坚定的使命感，这就是全人类并首先是中华民族的解放。

　　得人心者得天下。对于红军，长征是考验也是馈赠。这里并没有任何“天命观”的意味，但或许像孟子讲的，是“天降大任于斯人”所必经之苦难。以长征为转折点，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中国革命从失败走向胜利、中国近现代史从黑暗走向光明。这恐怕就是“长征改变世界”的说法的依据。

　　在没有人迹的地方开辟出一条通达的道路，这是长征的本质性象征，也是迄今为止中共党史的基本经验。85年来，中国革命和建设始终是在探索中航行。实际上，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历史的一个核心问题，是道路问题。无论是清末民初的共和与立宪之辩，或以后国共间政权之抢夺乃至党内的路线斗争，都不是权力之斗，而是道路之争。那就是，究竟是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或发展模式，能够使落后于世界的中国以最快的方式实现现代化。历史证明，跨越了“卡夫丁峡谷”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华民族的正确选择。

　　长征还象征着一个政党令人难以置信的生命力。中国共产党也有过重大失误，但为什么不仅避免了苏共和东欧共产党倒台的厄运，而且还日益壮大？除其他原因外，关键是有一种不同寻常的学习能力，特别是向错误和失败学习的能力。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之所以对党和民族的前途与命运具有生死攸关的转折意义，就是因为在军事和组织上彻底纠正了第五次反“围剿”之后包括长征初期的错误倾向，从根本上确立了党的正确领导。

　　无疑，长征并不能使一个政党或军队获得一劳永逸的免疫力。但因为长征，我们会牢记——如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说的：“任何文明都不能想当然地自以为是”，因为，稍有不慎，“就会有一个黑暗世纪在前面的路口等着你”。

　　历史是一部常读常新的书。旅英作家孙书云在其新作《长征》中说：“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建国传奇。对现代中国，这便是长征。”的确，“长征”作为一种精神的意象，已成为当代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当代人群的一处精神家园。显然，“长征”并没有在70年前的陕北或后来的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结束。(木人 6月3日，于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云石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