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林
龙多不行雨，要用鞭子抽。去年许多地方的助学贷款是在张保庆不留情面的批评下才打开局面的，今年大木仓胡同37号那位副部长已经退休，助学贷款靠谁来力挺？
理性地审视，助学贷款政策不应靠一两个高官的个人魅力来推行(事实上张保庆的力挺
后面，有教育部、有国家政策的力挺)，也不能寄望于一两次轰轰烈烈的挺贷风暴，而应有一种制度内在地推动各方基于共同利益进行合作。因为助学贷款政策本身就是一种基于合作而非强制的制度安排，恨铁不成钢式的行政强迫虽或在一定程度上立竿见影，但更有窒息社会合作的副作用。
这种合作首先需要一个总体协调者，把助学贷款的利益各方整合起来。掌握了组织资源和权能资源的地方政府，应责无旁贷地承担这种总体协调责任。实际经验表明，只要地方政府上心的事，差不多没有办不成的。在条块分割的中国政治结构中，地方政府处在一个核心权力节点上，许多问题必须地方政府作为才能启动。通常在许多事务上都强调政府主导，助学贷款虽然走的是市场运作路径，但其实是最需要政府主导的公共事务。
首先要明白，地方政府积极统筹助学贷款，可以减轻地方自身的投入负担。另一方面，通过助学贷款，每个人都上得起大学，这为地方发展无疑提供了充足的人才资源，地方将成为最终的受益者，因此地方政府只是在为自己的未来埋单。
银行亦须明白，认定给穷学生贷款是亏本买卖未免先入为主。举个例子，在国内不受银行欢迎的“助学贷款”，却是美国各银行竞相争取的信贷业务，学生信贷市场将近10％的年增长率，使得所有美国银行不敢等闲视之；而且那些聪明的银行家很清楚，眼下的穷人，那些申请贷款的大学生、硕士、博士们，很可能就是5年以后的黄金客户。从另一个角度看，国内银行虽已商业化，但不少方面还依赖着国家政策的保护，这使银行有义务在助学贷款上承担一定的国家责任；再则，屡屡悍然收费使银行颇受舆论抨击，也有必要通过积极参与助学贷款来消弭自身道德形象的缺失。
还有就是高校。高校是助学贷款政策的主要受惠者，因为银行的钱最终都会打到高校的账户上。作为主要受惠者的高校必须承担两个责任：一是在贷款管理上把好关；二是采取多种方式加强对学生的诚信教育——如果教出的学生在有偿还能力的情况下仍不想还贷，这当然是高等教育的失范。
在许多地方助学贷款相继陷入困局之时，前段时间贵州传来消息：这个最穷的省助学贷款却做得最好，连续几年没有一个大学生因家庭困难而辍学。银行竞相通过招投标方式与高校签订合作协议，大学生还贷比例高居全国首位——审视贵州经验可以看到，正是地方政府在银行、高校、学生间积极的协调，使助学贷款呈现出多赢格局和良性循环。有人说，必须设计一个使各方利益都最大化的制度才能启动助学贷款，但在这个问题上，根本不可能有一种帕累托最优安排，因为助学贷款本身就是一种带着公益性质的事业，必须有人基于责任感、带着感情做这件事（张保庆语)，必须有超越短期利益的合作意识。它需要地方政府首当其冲的责任担当，需要银行不那么斤斤计较，需要高校“一个都不能少”的人文情怀，这个基础上各方利益才能协调起来，这正是贵州经验的核心所在。
其实，去年张保庆对放贷不力的严厉批评，也是出于一种对贫困学生深沉的爱与责任——后张保庆时代助学贷款的推进，少不了这份体贴底层痛楚的爱与责任。（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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