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光东：擒“杀人狂”不该如此利用亲情

　　作者：郭光东

　　经过警方30多天的全力追捕，8月19日晚，被指连杀10人的“杀人狂魔”邱兴华终于落网。这的确是件可喜可贺的大事，不过，综观媒体这两天对抓捕经过的报道，有几个片断又不免令人感触良多。

　　——围捕指挥部发动亲情攻势，将邱兴华的妻子和两个儿女接到案发地，每天派3名民警、2名武警护送疑犯家属上山，在疑犯可能出没或藏身的地方用扩音器喊话，试图用亲情感化疑犯。

　　——得知邱兴华非常疼爱小儿子，围捕指挥部立即派出4名刑警潜伏在邱兴华家中。在蹲守的一个月中，警察们不断对同在屋内居住的邱兴华的妻子、三个子女进行思想工作，劝服他们要正确面对此事，邱兴华家人均表示愿意配合警方。

　　从躲进大山一月却最终在家中就擒可见，邱兴华是栽在了亲情上，而警方善用亲情攻势，也正是抓捕成功的关键。不过，邱兴华的亲人又作何感想呢？从报道中不难看出他们撕裂亲情时的内心挣扎。就在邱兴华于家中被警察扑到的那一刻，发生了令警察们意想不到的一幕——“看到公安人员奋力抓捕自己的丈夫、父亲，邱兴华的家属受亲情影响情绪顿时激动起来，他们一拥而上，一边哭叫一边撕扯干警，试图阻止对邱兴华的抓捕……”而大女儿则告诉记者，父亲留给她印象最深的事，就是警察叔叔带他们上山，嗓音颤抖着一道山梁一道山梁地呼喊:“爸爸，我和妈妈还有弟弟来找你了，你已经被包围了，你快出来吧……”女儿“一想起这件事，就觉得心里特别难受”。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如此协助警方抓捕自己的父亲、丈夫，情何以堪？不过，我们好像也不宜过分责难陕西警方的夺情之举，因为它有太多的法律乃至道德基础做支撑。

　　我们现行的法律要求，任何人都有揭发、举报、作证的义务，无论被揭发、举报的人是否自己的亲人，甚至不如实揭发、检举自己亲人的，还有构成包庇罪之虞。而且，我们也大力宣扬，“大义灭亲”是一个公民应有的道德观。于是，类似邱兴华案中的亲情攻势，就成了警方破案时的常态，“亲情规劝”、“家中守候”也就一直被当做追逃的经验传扬。几年前，上海还报道过这样一起案例:为了供哥哥上学，弟弟自己弃学打工，但因一时难以凑足哥哥的大学学费，弟弟无奈偷了钱，最后警察要求哥哥打电话诱骗弟弟前来，弟弟也就在哥哥的大学里被捕，而他还是来给哥哥送生活费的！

　　不可否认，亲属之间因其特殊的亲情关系，相互了解对方的行踪往往远胜于非亲属，从亲属处获取信息，或者利用亲情设局诱捕，无疑是警方破案、追逃的最便捷手段。不过，在迈向政治文明、和谐社会的当下，我们习以为常的这种破案手段，似乎也有检讨的必要。

　　事实上，类似邱兴华案中的破案手法在国外大多是被禁止的——且不说除非情势所迫，警方不得在亲属在场时暴力抓捕嫌犯，而且，公权机关不得迫使亲属配合办案，亲属有权拒绝作出不利于自己亲属的证据，并可以隐匿犯罪亲属。同样，在1949年以前的我国，亲亲相隐，“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的容隐制度就一直绵延不绝，相互隐匿犯罪、不去告发和作证甚至一度是亲属间的法定义务。但1949年之后的中国，容隐制度被彻底扔进历史的垃圾堆，告密式的“大义灭亲”却被积极鼓励，以致“文革”时期发展到亲属之间互相揭批的惨剧。

　　据学者统计，世界上没有亲亲相隐法律规定的，也只有朝鲜、中国等少数国家。而世界各国、各代如此普遍的容隐规定，自然有其合理性。“亲亲相隐”这种看似悖谬的法律规定，恰恰反映出先哲们深厚的人文底蕴——对任何社会都居极少数的犯罪人群的惩治，绝不能以大多数人的亲情泯灭、良心沦丧为代价，否则就是对社会更深刻、更长久的损害。为了维护社会关系中的人性基础，追求发现真实的法律必须舍国保家，做出巨大的让步。因为家庭是社会最基本的单元和细胞，一旦遭到人为的破坏，则不仅危及人类本能之爱和家庭的存亡，还会积聚成社会动荡的隐患。

　　在邱兴华被捕后的新闻发布会，陕西省石泉县公安局副局长陈长勇这样总结:“这是一场战争，是整个安康市人民与邱兴华一个人之间的战争。”不过，付出艰辛的警方似乎也应慎思，在这场战争中，是否应该把邱兴华的亲人暂时排除在整个安康市人民之外，让他们保持起码的中立和尊严？是否不利用亲情就无法抓捕邱兴华？是否存在破案手段过剩的嫌疑？更重要的是，通过此案，我们的法律乃至我们的社会价值观，是否应该作出一些修正，去特别呵护人们内心最柔软也最脆弱的亲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