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郑州市公布《郑州市暂住人口登记规定(征求意见稿)》：在郑州暂住3~30天的要进行暂住登记，居住30天以上的要办“居住证明”，办理该证明要交工本费，警方执行公务时有权查验暂住凭证等等。警方称暂住证取消后犯罪率有所上升，而在侦破的案件中一半以上都是流动人口犯的事儿，恢复暂住证是为方便城市的社会管理和治安管理。(9月14日《河南商报》)
近半年来似乎有一种动辄复辟旧政策的部门倾向，婚前检查的人数少了，就有部门要恢复强制婚检；治安问题难以解决，就有人呼吁恢复收容遣送制度——当然了，并非制度废止后就不能恢复，中国实行的是“摸着石头过河”式的渐进改革，允许这种政策试错，允许改革撞墙后在暂无新制的情况下恢复旧制——但政策规制不是儿戏，不像电脑恢复文字那样说恢复就恢复，政策复辟应该有一种严格复辟理性的约束。
笔者认为，“政策复辟理性”起码应包含两个方面：一是要说明复辟的必要性，说明部门穷尽了许多努力也无法避免复辟；一是要认识到，废除某种制度意味着赋予了公众某种权利，恢复意味着要收回这种权利，不能以为权利给了老百姓公共部门就可随便收回，收回时必须与公众进行协商。
废除一项旧制度，表明这种制度有一种内在的不合理性，或不适应时代要求，或妨碍了公众自由，或会成为权力寻租的借口。所以政府部门必须充分论证这种恢复的必要性：要拿出充分的制度证据说明部门已经作出许多努力履行新制度，比如为流动人口提供更多服务，加强了治安治理等等——但新制度还是导致了比旧制度更大的“恶”。所谓“两害相权取其轻”，看到这些翔实的数据和证据，公众才会认同恢复旧制度是一种理性的选择。
另一方面，不像一个人送给另一个人东西，后悔了就可无顾忌地向其索回一样，通过恢复某种旧制度赋予公众某种权利后，政府想“索回”时，就得通过民主协商的方式让公众返回这种权利。这种限制一方面可以促使政府进行某项改革时更慎重，形成所谓“取消容易恢复难”的意识，一方面可以为民权的扩展提供保障，通过改革得到的权利不容轻易被“索回”。
按照这种理性，政府部门觉得有必要恢复某种旧制度时，首先要向公众说清楚这种“必要性”，然后是采取民主的方式与民协商。
曹林，《中国青年报》评论员、“青年话题”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