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志刚：瘦肉精事件拷问行政无为

　　◎本报评论员 吴志刚

　　【题由】近日，上海发生疑似“瘦肉精”中毒事故，200余人食物中毒入院。一名浙江人涉嫌向上海浦东上农批发市场经销了一整车的问题猪肉，这些猪肉分别销往上海多个区的60多家菜场。

　　苏丹红色素祸害余波尚在，福寿螺管线虫致病惊魂甫定，作为国际化大都市的上海，又爆出“瘦肉精”引发200多人中毒的公共卫生事件。这一事件在使上海有关部门手忙脚乱的同时，也再一次令国内的消费者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北京、上海的监管部门应该是国内一流，这些地方的食品都频发事故，那我们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放心地吃？

　　据了解，我国每年重大食物中毒事件高达几百起，死亡人数在万人以上。而且目前掌握的食物中毒数据，仅为“冰山一角”。 在此背景下，近年来我国消费者对食品安全信任度一度低于50%，食品安全监管问题已成为稳定人心的大事。

　　与群众食品安全信任度持续走低相对应的数据是，我国分布在卫生、农业、质检和环保等部门的食品安全专业人员已经超过100万人！在坊间就流传着八个部委百万专业人员管不好一头“猪”的说法。

　　事实上，猪肉从生产到销售的每一个环节，我们都有“重兵”把守。第一个环节，生产兽药的企业由药品监督管理局、工商局负责；第二个环节，使用农药的养殖业由农业部门负责；第三、四个环节即兽药载体的饲料生产企业和饲料添加剂，由农业部门负责；第五、六个环节肉畜收购和屠宰企业，除个体和私营业者外，均由商业部门负责；第七、八个环节销售及卫生监督，由商业部门、质检部门和卫生部门共同负责。

　　令人惊讶的是，问题猪肉却总有“过五关斩六将”的能力，突破了一个个关卡，直捣百姓餐桌！

　　齐抓共管，这是我们在行政领域使用最多的一个词，而食品安全监管的最大问题是行政部门“齐抓不管”。比较好管的，或者有一定好处的，有一定权力的，大家抢着管。而有可能增加执法麻烦或者有一定执法风险的事，就推给其他部门。

　　“瘦肉精”事件，至少折射了两个我们未引起重视的问题。

　　一是行政资源浪费严重。监管部门众多、职能交叉的现象加重的是纳税人的负担，并且造成社会财富的无价值流失。

　　二是行政无为损害了群众对政府的公信，并且使违法获利分子有恃无恐。由于用黑恶手段获利的风险实在太小，不法分子因此频频铤而走险。

　　据了解，我国正在从立法角度强化食品安全责任，现在国家有关部门正在修订《食品卫生法》，《食品安全法》草案已经出台。但笔者认为，立法固然给解决食品安全问题提供了有力武器，但最关键的还是执行能力和执行力度，如果以目前的行政执法架构来处理类似问题，公共食品卫生事件还有可能发生。

　　“最终解释权”终于寿终正寝

　　本报特约评论员 洪巧俊

　　常让消费者花钱“吃哑巴亏”的“最终解释权”，终于寿终正寝了。据9月16日中国新闻网报道，商务部、发展改革委、公安部、税务总局、工商总局等五部门日前联合颁布了《零售商促销行为管理办法》。《办法》规定，零售商促销活动的广告和其他宣传，其内容应当真实、合法、清晰、易懂，不得使用含糊、易引起误解的语言、文字、图片或影像。不得以保留最终解释权为由，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对于这一“办法”的出台,套用一句歌词，那就是“迟来的爱”。多年来，老百姓对这个“最终解释权”是恨之却无奈为之。商家的“最终解释权”早已成了商业的生活常态，没有因为消费者的不断投��而萎缩，而是生命力旺盛，在“祖国大地遍地开花”，无论到哪座城市，都可以看到商家促销活动上的“最终解释权”。商家往往利用消费者的普遍心理大搞促销，一旦有消费者提出疑问，便抬出“最终解释权”这把保护大伞。其实“最终解释权”是商家惯用的伎俩，他们拿“最终解释权”来做挡箭牌，糊弄欺诈消费者。

　　我说这是“迟来的爱”，是因为商家的“最终解释权”老百姓不满已久，投诉是一年比一年增加，但却没有得到叫停。早些年我当记者，就多次接到过这样的投诉。消费者买了促销商品后大所失望，于是就发生了纠纷，但商家总是用“最终解释权”将责任推得一干二净，甚至把“最终解释权”这根“大棒”把消费者打压下去。消费者投诉到有关部门，有关部门面对商家们的“最终解释权”也只是缄默其言，消费者就只能“大眼瞪小眼”，吃哑巴亏了。

　　“最终解释权”是一个人们耳熟能详的词语，连三岁的小孩也知道，但就是这样一个人们习以为常的词语，却不清楚它到底要解释一些什么？许多商家在促销时，并没有告知消费者享受优惠的前提是什么，促销广告模糊不清，消费时才告知享受优惠的条件，如果消费者跟其理论，商家就以“最终解释权在本店”来抵制。这个事也就当然是由他们商家说了算，“最终解释权”的最后总是以消费者无可奈何而收场。有人说，“最终解释权”是商家最厉害的杀招，在这场促销游戏中，商家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这话可谓一言中的，因为“最终解释权”的妙处就在于再精明的消费者即使挑出了促销游戏中的信用缺陷，商家都可以凭借不断变化的解释口径与任意放大的解释外延来见招拆招，这就形成了一个社会规则中的“独立王国”。“最终解释权”说到底就是一个“霸王条款”，从法律的角度来讲，“最终解释权”是违法的，它违犯了《合同法》的有关规定，经营者是凭借所谓“最终解释权”来逃避法律的制裁。

　　至今我想不通，这个“霸王”规则为何能大行其道这么多年？它存在的法则又是什么？商家以逐利为目的，一个商家不诚实，没有被及时监管，最终导致更多的商家争先恐后地跟进，在这个时候，“格雷欣法则”的劣币驱逐良币就会产生巨大效应。如果不想让商场促销模式那么快地走向穷途末路，不让消费者丧失对商场促销的最后一点信任，就必须叫停“最终解释权”。这种“法则”一旦不能叫停，其结果是：说谎是说谎者的通行证,诚实是诚实者的墓志铭。

　　德国思想家卢曼认为，人类在生存当中有很多策略，信用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最终解释权”寿终正寝虽说是“迟来的爱”，但迟来的爱也是爱，不过这个“爱”，消费者能“爱”到什么程度，还得看有关部门的执行程度。

　　医疗改革之痛 痛在管理环节

　　本报特约评论员 洪巧俊

　　卫生部原副部长殷大奎说：“目前政府办医院已陷入深刻的危机中。医院、医务人员成为众矢之的，出现了政府不满意、社会不满意、医院自身不满意的现象。”“这是非常危险的信号。医务人员是人民健康的卫士，如果一些高难度、高风险的手术，医生不愿做、不敢做了，最后受损害的还是患者。”(见本报今日13版)。

　　中国过去十年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基本不成功”。看病贵、看病难成当前中国医改“紧箍咒”。“万家医院相继开，高楼大厦盖起来。富人有钱住进去，百姓门外多徘徊。”来自民间的“医改歌”一曲道破中国医疗体制改革所面临的困顿局面(9月16日中新社)。

　　这两条新闻都来自于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举办的第二届中国健康产业高峰论坛上。我把两条新闻粘贴在一起比较读，当然也就读出了“医攺之痛”的“痛”来。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基本不成功”之因，我想作为一个原卫生部副部长的殷大奎先生应该比我这个“局外人”更清楚。不知殷先生想过没有，医院、医务人员为何会成为众矢之的？社会不满意度为何如此之高？谁不知道高难度、高风险的手术，一旦医生不愿做、不敢做了，最后受损害的还是患者？要不患者家属也不会陪笑脸、送红包。导致医患关系紧张的最根本因素是什么？是什么导致了“十年脱贫，一病返贫”？我不否定是缺乏医疗保障，但真正的原因还是高昂的医疗费。现在城里人也怕生病，城里人并不缺乏医疗保障，但职工基本

　　殷大奎还说，以前有很多医生世家，现在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医生的子女愿意做医生的比例只有17%。殷先生说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医务人员的待遇太低，风险太大，劳动强度太大，所以现在不少医生都改行卖药或卖医疗器械去了。不知殷先生是否想过，他们为什么要去卖药卖医疗器械？因为卖药卖医疗器械比当医生收入更高。从表面现象来看，医生卖药卖医疗器械是改了行，但还是没有超出医疗这个行业。医生卖药卖医疗器械更有潜在的资源，毕竟在医疗行业混了多年，有较厚的人情关系基础，了解医院的游戏规则，得天独厚的条件使他们推销起来更得心应手。医生的子女愿意做医生的比例只有17%，就目前来说，这个比例相对于其它行业占的比重还是很大，过去医生世家多是受环境的局限，如今当医生途经大多是读了医大才当医生，而不是象过去那样通过学徒当医生。如果医生的子女没有考上医科大学，当医生也就很难。医生这个行业仍然是当今的热门行业。再说，现在的就业观念变了，大多父母都不希望自己的子女重操自己的职业，所以说，这个比例并不能说明什么。

　　医患关系紧张，医改“基本不成功”，主要原因还是看病贵。8月底，发改委宣布再次降低99种药的价格，可在北京的一些药房里发现，这些降价药要么是不见了，要么换了包装，结果价格是“不降反升”，涨幅最大的居然涨了十几倍。糖尿病患者的常用药盐酸二甲双胍，这种包装的药品在上次降价后的售价应该是1块6毛钱，但是换了这种包装之后，同样的药品，同样的剂量，却卖到了每盒28块钱，中间差了十几倍。“换包不换药”也是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的，有关部门审批时就应该知道这些，但为什么还批呢？

　　医院药品价格虚高，直接导致就诊者与医院医生之间的骂战。

　　相关专题：上海发生瘦肉精中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