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梁：“不文明”是后发国家的必经阶段

　　□李梁

　　1868年，美国波士顿市长举行宴会，欢迎中国外交使团。当时，美国文豪爱默生在席上发表演说，欢迎来自东方的古老王朝步入“民族之林”。宴会结束后，他在日记中写道：“中国人现在不再对一个越出广州城墙的使节扔石头了。”

　　近140年光阴逝去，今天的中国早已不再是当年国运衰微的老大帝国。但一个重新走向强大的文明古国，却面临着 “不文明”的苦恼。面对令人称道的物质现代化，精神的现代化始终未能完成。富裕起来的国人们，以自己在国内外的种种陋习，为这一“未完成”留下足够丰富的注脚。

　　国人追寻精神的现代化，始自西方列强19世纪叩关中国。

　　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曾开展“新生活运动”，用“礼义廉耻”改造国民的“衣食住行”，改革愚民陋习，提倡守时、清洁，寄望国民具备“国民道德”和“国民知识”。

　　无奈百年国运衰微，8年抗战中断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新中国建立后，又由于连续的政治运动和十年“文革”，错失一次次历史机遇。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推至上世纪80年代才重新开始。

　　让我们把眼光投向东亚近邻。日本早在明治维新时期，在内忧外患中开始全面学习西方文明，向现代社会转型。它们经历的文化碰撞与我们在100多年后面临的苦恼，颇有几分相似之处。

　　当时，日本政府制订了“文明”与“开化”的目标。报纸上刊载大量文章，解释西方的风俗习惯。因为人力车夫和其他体力劳动者经常在公共场合裸露身体，报纸便报道称，“你不能让外国人嘲笑”。同样，报上一些文章还提醒街头澡堂的老板区分男女。

　　一些日本报纸刊载

　　日本向现代文明转型虽然快于中国，但依然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经济奇迹”时期，大批日本旅行团走向海外，很快便在欧美“名声狼藉”。“挥金如土”、“到处乱拍照片”……成为欧美国家对他们的刻板成见。

　　韩国经济从“汉江奇迹”开始腾飞，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起，大批腰包鼓起来的韩国游客出现在世界各地，他们的形象与1970年代的日本人并无二致。韩国在长期的公民教育中将儒家文化传统和现代文明成功嫁接，有效地锻造了韩国的公民素质。但直到今年4月，韩国外交通商部仍然在想方设法，限制“丑陋的韩国人”出境。

　　新加坡和台湾在上世纪60年代经济发展迅速，新加坡很快便面临社会道德危机，而走向世界的台湾游客，同样面临着“没教养”的负面评价。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新加坡开展反随地吐痰运动，但直到1980年代，还有许多的士司机向窗外吐痰，一些人仍在巴士上照吐不误。在政府的严厉处罚和通过学校、媒体教育和宣传下，至1990年代后这一陋习才慢慢绝迹。

　　在后发国家，经济腾飞往往伴随着新旧文化的剧烈冲突。今天，同样的问题摊到了中国游客的头上。

　　而在中国，“不文明”的行为方式只是表面现象，背后是中国社会道德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巨大反差。我们不必为刚刚起飞的经济沾沾自喜，增加的财富并未降临到每个人头上。而经济增长带来的全社会道德和文明失范，却正在阻隔着中国向现代文明转型。

　　一言以蔽之，诚信尽失，斯文何存？

　　一个文明的社会，要求政府对国家负责，官员服务于全体公民的福祉；一个文明的公民遵守社会公德，以诚信待人，自尊自爱，为自己的行为担当责任。

　　我们需要做的，绝非仅仅改变海外游客的“不文明”行为那么简单。建设法治社会，改造我们的深层文化心理，在全社会重建道德诚信，才有希望在现代化进程中完成中华文明的凤凰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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