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规定“劳动者以用人单位的工资欠条为证据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施行的前一天，9月29日下午，长春市双阳区奢岭镇的一个建筑工地上，上演了这样一幕“情景剧”：讨欠款的两女一男手里都拿着手机，其中一男一女爬上塔吊，地面上的女子则签约拿钱，三人用电话互相商量下一步该怎么做。最后，工地被迫交给他们的同伴7万元，同伴收到钱后电话告知塔吊上的一男一女可以爬下来，“跳楼秀”讨薪顺利结束。（10月1日《新文化报》）
为什么他们要以“跳楼秀”的方式讨欠款？据说，此前，他们曾和对方交涉想要回工程款被拒绝。跳楼讨薪可以让欠薪事件暴露在阳光下，让欠薪者受到社会的谴责，更主要的是能引起相关执法部门的关注、介入，迅速的解决问题。也许还有不少人指责一些农民工不会用正当手段去讨回自己的工钱。其实，许多农民工不是没用法律手段讨过债。但是，这种正常途径的效率有多高，我们应该很清楚。
“跳楼秀”讨薪的成本确实相当低，这种快速讨薪的方式突然让我想起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调查完成的《中国农民工维权成本调查报告》。该报告显示：农民工讨薪1000元需要付出综合成本至少3000元。典型农民工案件，每个案例的维权综合成本都超过1万元。所以，40农民工为什么要在风中啃馒头讨薪、309名民工怎么历经5年辛苦讨薪历程仍然没讨到一分自己的汗水钱，难道是他们自身造成的，还是他们已对有关部门丧失信心？这些维权成本又应该由谁来支付？
“跳楼秀”讨薪的策划无疑是成功，它再次暴露的不仅是“讨薪难”这一沉重的社会问题，更主要的是机制运转缓慢引起的“讨薪烦”。目前很多地方为了帮助民工讨回工钱，采取很多措施，这些措施并没有成为农民工手中的“尚方宝剑”的原因是周期长、成本高，使得本来经济承受能力就很有限的民工只能望“法”兴叹。也因此，才有豁出去秀一回的辛酸讨薪方式：女工在工厂门前脱衣讨薪，中年男子公开叫卖“妻子乳房”讨薪，民工爬塔吊讨薪……
也许正因为“讨薪难”“讨薪烦”，10月1日施行的最高法的有关解释就明确提出“农民工凭工资欠条可直接向法院起诉”，其目的是缩减法院外的周折。但是对于法院内呢？“跳楼秀”讨薪呼唤的是“农民工讨薪案速办”的准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