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释虎：千万富翁冒充高官只为过把官瘾？

　　有一则奇闻，说的是山东一位千万富翁，冒着锒铛入狱的风险，也要过一把“官瘾”。他用“国务院××办公室主任”、“前山东省××厅副厅长”等假身份四处招摇撞骗。但他的目的并非钱财，纯粹是为着这个身份、这个感觉（《青岛早报》10月8日）。

　　最近，该富翁已被逮捕。而他的传奇事迹自然也引起诸多评说：一种说法，有趣有趣真有趣；另一种说法，吃饱了撑的。

　　富翁先生真是吃饱了撑的么？未必！当他斜目睥睨于饭桌，当他陶然醉心于逢迎，那种感觉，怎一个“爽”字了得？

　　学而优则仕，商而优则仕……在中国传统理念中，总是“优则仕”。虽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但在俗文化里，这一原则已被抽去根本精神，余下的只有作为“达”的标准的“仕”。“仕”为身份、为地位、为人生成就之象征。

　　这一残余至今依旧在影响国人的价值标准。学者说，在西方社会，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学术精英三足鼎立，各有不同发展路径，其中虽然也有交叉，但总体上均能独立成为人生价值目标。而在中国，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学术精英混一相融，在很多时候，政治精英“吞并”了经济精英、学术精英，在不少人的价值体系中，“官人取向”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地位。

　　山东的这位富翁可能是这种俗文化价值体系表现的极端。该富翁上世纪80年代往返于寿光、北京之间贩卖蔬菜，刚开始时本钱只有3000元。由于头脑灵活，他不久即发迹，一年能挣五六十万元，最多时年收入近百万元。有了千万元身家后，他开始“商而优则仕”——不过靠的不是“上进”，而是直截了当的“冒充”。

　　不管人们如何评价这位富翁先生的“升官”路径，有一个问题是值得关注的——走出传统、走向现代的中国为什么还有“官人取向”生存、发展的空间？根源需要探究、深思。

　　随着社会的进化，而今古代官人们“醉眠美人膝、醒握天下权”现象早已不见，依旧存在的是，官员不仅是“裁判员”，而且是“指导员”，对具体经济行为、社会事务的走向、对一些大工程大项目的定夺、取舍仍起主导作用。这种“权力越界”助长了一系列腐化堕落、以权谋私、以权谋利现象的产生——公开者，开门纳贿、收取现金；隐蔽者，通过项目换取亲戚或亲属的“投资”。

　　富翁先生绝非吃饱了撑的。媒体的报道称，该“李鬼官人”在利用假身份获取“精神享受”的同时，也为他人做了不少“好事”——帮人办理子女上学、联系工程项目等。他为什么要用“官人”身份做这些事情，因为这个身份能办事、好办事。很多原本不成的事在“有了身份”后就能做成——他当然需要这种“身份”。

　　需要批评么？需要，但批评的对象应该是某些地方的制度、规则为何因“人”而异。

　　需要反思么？需要。但反思的对象应该是大众价值体系中“官人取向”为何阴魂不散。

　　当超越规则的特权依旧残存，当法治精神、公平精神依旧匮乏，做官将依旧“有瘾”。这也是我们现在一再提倡市场经济、法制经济，一再反腐倡廉的现实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