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指出，中国跻身经济大国并不等于触手可及经济强国，以世界经济强国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的差距还很明显。从人均收入水平以及企业的品牌、技术、研发创新能力等评价指标来看，中国由经济大国转变为经济强国需要一个过程。总量大并不代表竞争力强，如果说以前我们是在“铺摊子”，那么目前面临的主要任务则是要“上层次”。任务目标发生变化，指导战略也应随之调整，实现经济转型的前提是国家发展战略的转变。
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看，无论是罗斯托的“起飞”理论还是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理论，共同的精髓都在于一点：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前提条件是政府主导和推动投资的快速增长。实现这种增长战略有一个前提条件，即政府能够利用行政权力低成本地控制资源性产品(水、电、油、煤炭等)价格和生产要素(劳动力、土地、资本和技术)价格，通过人为压低生产成本实施投资驱动型国家追赶战略。
尽管十四大明确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由于我国目前总体生产力水平还不高，由政府主导的投资驱动型追赶战略还没有彻底完成，因此市场化方向与国家战略之间便形成了一个矛盾：市场机制导向的改革不仅要求对产品市场改革，而且要求对要素市场改革。但如果迅速对要素市场进行彻底改革，随着要素产权的不断清晰和完善，市场与政府之间的界限逐步划清，政府由于无法控制生产要素的低成本投入，投资驱动性追赶战略也就失去了制度安排基础。
从二十八年的改革实践来看，我国基本上采取的是一种折衷的结果：一般性商品市场改革已基本到位，但是要素产品和资源性产品市场化改革进展十分缓慢。从劳动力市场来看，由于存在城乡户籍限制，农民工基本没有社会保障，绝大多数城市最低工资标准在供严重大于求的劳动力市场中得不到贯彻，劳动力的低成本得以维持；建国以来我们一直奉行利率管制政策，由于名义利率偏低，扣除通货膨胀率，一些年份实际利率为零或零以下，人为压低了资金运用成本；地方政府垄断土地一级市场，利用对土地的“低征高卖”，虽然大量节约了推动城市化的成本，但是对土地的滥用和浪费也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
不可否认，在投资驱动型的国家追赶战略下，我们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2005年中国GDP居世界第四，对外贸易总量居世界第三，制造业总产出在世界排第三。但是这种经济增长方式的弊端也正在显现，且日益恶化，主要表现在宏观经济重大结构失衡、消费主导型和自主创新型增长模式仍未完全建立，高增长没有伴随着高就业、人们收入增长速度远远低于经济增长速度，等等。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得到有效解决，极易引起经济社会矛盾激化，导致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徘徊不前。
事实已经证明，单纯依靠要素投入不但解决不了技术和制度创新问题，反而会因为人为对要素投入的低成本控制使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驱动，对技术和制度创新产生挤出效应。因此，能够引导经济总量“做大”的投资驱动型追赶战略，并不能解决经济“做强”的问题。要实现经济由“做大”向“做强”的转变，首先要实现国家发展战略的转变。今后应立足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推动发展，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战略，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资金和物质要素投入带动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人力资本带动转变。
国家发展战略的转变不是空中楼阁，它需要借助一系列的制度安排来贯彻和落实。近年来我们一直在提倡科学发展的观念：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但是由于资源性产品和要素市场改革的滞后以及财政体制、政绩考核机制改革没有及时跟进，一些地方政府依然能够从要素依赖型和投资依赖型等粗放式经济发展中获得不菲的收益，导致了包括经济增长过热在内的一系列不良后果。因此，实现经济转型的前提是国家发展战略的转变，而国家发展战略的转变则需要经济社会体制改革和相关领域制度安排创新的及时跟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