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敬涛(山东 职员)
江苏准备用三年时间打一场整治化工企业的硬仗，而此仗的主帅正是“沉寂”多日的仇和。仇和在讲话时要求用“最坚决、最严格、最彻底”的措施，彻底整治“小化工”环境污染和安全问题。(10月12日《第一财经日报》)
这则新闻引起公众注意的，并不是治污，而是“仇和”以及“铁腕”这两个关键词。这几乎是一个悖论，如果不是“铁腕”，牵涉多方利益的治污行动，就有可能遭遇抵制，甚至有流产的可能；如果用“铁腕”，鉴于仇和在宿迁的“铁腕”改革及其争议，人们又有担心。尤其是在一个民主建设的时代，先天有着蛮横味道和强权逻辑的“铁腕”，很容易让民众产生抵触心理。而且，人们更为担忧的是，人们的正当权益受到这种“铁腕”治污侵犯。
在谈到中国的改革与发展问题时，学者秦晖先生认为隐忧在于：“斯托雷平式改革”以铁腕手段不许人们讨价还价，如此避免的“交易费用”究竟是真的节约下来了，还是只是欠下了？将来会不会要付出更高的“利息”来偿还？而秦晖先生的几个问号，其实也正是“铁腕治污”以及社会改革和公共治理所共同面临的困境与问号。
“铁腕治污”以及由此引起的争论，也是整个社会转轨进程和改革进程中所面临的一个困境。公共治理究竟是应该依赖“铁腕”还是依赖温和的制度渐进与演变，其实并不是决然分开来的。而事实也证明，世界上有不少国家在转轨过程中，往往用铁腕可以做成很多事情，从而极大地降低了制度变迁的交易成本。而像治污这种顽症，往往是没有铁腕而难以达到一个理想的治理效果。所以，一个理想的状态应该是，“铁腕”应该是在一个法治和依法行政框架与平台上的。只有如此，“铁腕”与温和的制度才会相得益彰，取得理想的治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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