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交通局副局长吕传军，因经济问题接受调查时开枪自杀。事发后，该局竟为其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局长还糊里糊涂地为他讲生平，大讲其成绩，组织30多辆汽车送葬，100多人最后就餐，影响极坏。据10月16日《楚天都市报》报道，近日，宜昌市委书记李佑才对此提出严厉批评：“这说明我们个别领导同志对反腐问题麻木到什么程度，政治敏感性低到什么程度。”
中国自古有着“死者为大”的传统。死者已矣，入土为安，大体也代表着惜生的意味，亦是基本人性之所在。由此而言，我们似乎很难对那些为曾经的同僚送葬有过分的异议。但这种“人之常情”，却并不等于交通局这种组织机构为死于畏罪自杀的腐败干部送葬的合理性。
我所不能想像的只是，对一个腐败干部，那位“糊里糊涂”的交通局长是如何在遗体告别仪式上介绍其生平、讲述其成绩的。因为很显然，像“遗体告别仪式”、介绍生平成绩这些程式设置，都有着鲜明的官方话语特色。所以，当送葬成为以交通局这种行政机构出面组织的“官方行为”之时，我们更加尴尬的其实还在于，这样的一种话语方式与反腐败这种公共话语形成的割裂与冲突。
我们之所以应当对这样一种割裂的现状充满警惕，因为它是同一体系内的公共话语方式的断裂。在此之前，我们总是忧虑于在反腐败工作上，官方话语与民间话语的断裂。由于某种现实的以及历史的文化传统等原因，腐败在中国有着深厚的民间心理基础，这助推了一种“腐败文化”
在民间的形成，同时，太多的腐败现实又进一步茧化了公众的心理。显然，这种现实不利于现代政府及公共管理的培育。但现在看来，更重要的问题其实在于，如何在体制内形成对于反腐的高度共识。
“腐败最终是亡党亡国。”温家宝总理说过的这句话，足以表达反腐败工作的重大性，当然也喻示着反腐败必然地成为全党全国的话语方式选择。而在这其中，作为基层组织机构的宜昌夷陵区交通局当然也不能例外。然而，此次隆重的“送葬”之举却分明呈现出了一种截然相背的话语选择：对于腐败分子，它不再是“人人喊打”的，不再是“深恶痛绝”的，而是同情的，容忍的，甚至是认同的。
事实上，这样一种更为深层的心理，绝不是“麻木”与“政治敏感性”所能表述的。它所喻示的同一体系的语话方式的对抗性断裂，恰恰是反腐败工作最大的难局之所在。湖北省襄樊市从2002年底开始，先后有70余名官员涉嫌腐败问题陆续落马，但在襄樊官场却讳莫如深，甚至连说都不让说。襄樊市委原书记孙楚寅在被有关部门带走的第二天，他的一个领导马上请孙楚寅的老婆吃饭进行安抚。所有这些，绝非一个“反腐麻木”所能解释，而存在的一种最值得警惕的可能却在于，拔起一个腐败的萝卜其实牵动着多大面积的“泥”。
反腐败工作的开展，必然寄望于在体制体系内建立起统一而坚定的反腐话语方式。杨耕身（燕赵都市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