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对粤、沪、苏、浙等发达地区进行社会矛盾调查时发现，一些地方的社会矛盾呈现出“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特殊现象：社会冲突的众多参与者与事件本身无关！比如江苏省金坛市曾经发生因集资案纠纷引起冲突，事后调查发现，80%参与围堵的群众没有任何集资款(10月17日新华网)。
有些专家把出现这种现象的根源，归咎于“一些地方负责干部的责任心流失”。但我认为，这还仅仅是看到了现象而没有看到本质。在我看来，凡是出现这种现象的地方，都意味着当地的官民关系，或者说地方政府和底层民众之间的关系，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发生了质变――他们之间的关系已不再是现在我们只能在“红色经典”中所看到的那种“鱼水关系”了，也不是现代政治文明意义上的“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甚至也不是机械冰冷的“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而不失时机地显露出一种对立关系。
这种对立关系的基本内涵，就是民众对官员的“有罪推定”。只有承认这一点，我们才能够合乎逻辑地解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群众参与与他们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冲突。其实，这些年来，坊间流传的许多“段子”早就表明了这一点。比如有一个“段子”就是这样说的：把当官的全部拉出去枪毙，肯定有冤枉的；排成一列，隔一个枪毙一个，肯定有漏网的。
最值得有关方面警醒的问题也许是：为什么民众会对官员进行“有罪推定”？以我有限的观察，我认为原因主要有这样几点：
第一，这些年来，中国非常强调经济发展，同时又非常实用主义地认为，要推进经济发展，就只能依赖精英，包括财富精英和知识精英(官员们自己当然也认为自己是当之无愧的精英)，因此在利益分配的格局上，就大幅度地向精英倾斜，而底层民众的利益，则往往被用“改革和发展的代价”以及“转型期的阵痛”这样的借口给牺牲掉了。这样的政策长期推行的结果，底层民众自然会产生怀疑：政府究竟是谁的？是“他们”的，还是“我们”的？而一旦他们产生这样的怀疑，对立情绪也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
第二个原因就是信息不对称。虽然政务公开的口号已经提出了好几年，但实际情况应该说还是相当不如人意。政府推出一项政策，是想达到什么目的？谁能够从中得到好处？谁将付出代价？民众对此均不甚了了。此外，政府官员自身的财产情况，其亲属、子女的情况，也都还没有制度化的向社会公布的方式，媒体也很难对此进行报道。而民众的心理则是，既然你掌控着这么多的公共资源，因此你越是遮遮掩掩，我就越是认为你心中有鬼。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对官员进行“有罪推定”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第三个原因当然就是腐败了，腐败问题的报道、分析都很多，我就不啰嗦了。如果没有合理的限权机制，没有坚决的惩处机制，腐败就难以从根本上铲除，也难以彻底说服民众。
“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大量出现，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在某种程度上，这意味着了官民关系随时有从量变发展到质变的可能性。要扭转这一趋势，最重要的是要尽快对利益分配格局进行调整，同时辅之以反腐倡廉和信息公开。令人欣慰的是，中央已经构建了和谐社会的新战略，这就为实现这些调整提供了一个根本保证。只是要真正落到实处，恐怕会触动许多精英的既得利益，因此还要准备付出艰辛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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