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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出现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 参与者只为发泄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10月17日11:59 新华网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对粤、沪、苏、浙等发达地区进行社会矛盾调查时发现,一些地方的社会矛盾呈现出“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特殊现象:社会冲突的众多参与者与事件本身无关,而只是表达、发泄一种情绪。

  “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引起记者采访的专家、党政干部的普遍担心,他们认为,这首先表现为群众利益从广义上看受到损害的情况比较多发,进而导致社会情绪异变;其次,
“无直接利益冲突”本身的化解非常困难,只能治本,难以治标。

  有关专家进而分析,一些地方负责干部的责任心流失,是引发这种现象的根源,也是解决此类问题的关键。

  “无直接利益冲突”发出警告

  当前社会冲突集中表现为利益冲突。但是,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一些地区的社会矛盾事件中出现“无直接利益冲突”的苗头,不少参与群体事件的群众,本身并没有直接利益诉求,而是因曾经遭受过不公平对待,长期积累下不满情绪,借机宣泄,其隐藏的风险不小,必须探索经济手段以外消解社会对立情绪的途径。

  据了解,江苏省金坛市曾经发生因集资案纠纷引起冲突,事后调查发现,80%参与围堵的群众没有任何集资款,他们大都是借题发挥。类似的情况,在各地时有发生,如重庆、安徽,都发生过普通的街头小纠纷引发大规模冲突,而参与群众并没有直接的利益诉求。

  在广东的民工群体中,这种倾向也比较明显。广州白云区公安分局局长骆振辉说:现在最难办的是,没有直接利益诉求的人与有利益诉求的人搅合在一起,一小部分群众因为利益要求采取集体行动,周围几十几百人围观、起哄。扔向警察的石头,常常来自围观者,而不是上访群众本身。该区曾发生过一起袭警事件,起因是一宗十分简单的

交通事故,死者家属和同乡围困肇事司机索赔,而围观者向执勤民警投掷石头,导致民警牺牲。

  在广州、深圳、东莞等地,来自同一地区的外来工集中租赁居住在城乡结合部的一条村庄的出租屋,形成“同乡村”。广州市白云区黄石街派出所所长李明说:有时警察进村巡查办案,一群闲散人员涌来围观,一些外围群众不分青红皂白乱起哄。甚至有人恶作剧地喊一声“警察打人了”,也会引起骚动。

  不满情绪也在一些“精英阶层”蔓延。记者采访中发现,一些社会公认的强势群体竟然也自称是“弱势群体”,包括企业主、机关里的处科级干部、企业里的工程师、学校校长等等。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吴树坚说,近年来民事案件剧增,其中大量案件的诉讼主张非常琐细,实质上根本用不着打官司。同时,民事案件调解率从1998年起逐年下降,特别是劳动争议调解率非常低,双方赌气成分很大,表明人与人之间、劳资之间宽容度下降,当事人对立情绪比过去强烈。

  江苏省金坛市委副书记张建华说:征地拆迁、企业转制等全国较为突出的问题,在金坛市并不严重,但我们同样感觉形势不容乐观。现在老百姓在马路上不小心摔一跤,不是自嘲一声“倒霉”、起来拍拍灰土继续走路,而是骂“他妈的干部腐败,修的豆腐渣马路。”

  南京大学风险与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力教授说,我们的相关调查中,群众的回答十分情绪化,比如,群众认为官员贪污受贿10万元就应该枪毙,这与现行法律和现实判决距离巨大。

  他说,这类“无直接利益冲突”治理难度大、成本高。如法国前一阶段发生的两起重大社会冲突事件中,一起是“巴黎移民骚乱”,一起是全国大罢工。前者可谓典型的“无直接利益冲突”,骚乱主体并没有提出任何具体的利益要求,而骚乱暴力倾向强,延续时间长,波及面广,处理难度大。全国大罢工则有明确的具体要求,就是要取消“首次雇佣合同”法案,政府可以通过谈判、双方妥协让步快速平息。

  朱力表示,当前我国社会矛盾虽然还是以利益冲突为主,但对“无直接利益冲突”的苗头及其发展趋势,应保持高度警惕。

  记者在沿海地区采访了解到,一些地方政府领导普遍有着“人民内部矛盾用人民币解决”的心态。谈及社会矛盾,他们很自然地把目光盯住信访人群,盯住具体的利益要求。而对没有信访的占人口99%以上的广大群众,对其心理、情绪、利益诉求,关注不够。

  干部承担 树立群众信心

  “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表现在事件中,根子在日常工作。接受采访的基层群众和专家建议,从“治本”的角度,日常工作要特别重视干群一心,同甘尤其共苦,才能树立群众信心,消解不满情绪。

  ——讲清改革得失,坚定群众改革闯关的信心。现在一些群众对究竟谁是改革的受益者认识出现偏差。广东省社科院人口与社会研究所所长郑梓祯说,每一项改革措施,究竟谁得益、谁受损,得益的如何回报社会、受损者如何合理补偿,应该坦诚地向群众说清楚,而不是简简单单冷冰冰地用一句“改革的代价”来敷衍。要用人民群众“听得懂、信得过”的方式,加大对改革利弊得失、改革前景的宣传力度,使群众理解暂时的困难,坚定整个社会对改革闯关的信心。

  ——干部要带头承担改革成本,巩固同舟共济的社会信念。官兵一致、干群一心是我党的传家宝。但目前的一些地区和领域,改革决策者不参与改革的现象比较突出,只同甘,不共苦,导致群众怀疑改革,丧失信心,不同群体之间误解、偏见加深。如公车改革,如果是由市主导全市改革,市五套班子领导就维持现状,只改局、县以下单位,使被改革者产生本能的反感抵触。

  一地方社科院党组书记原是地方党委机关干部,调到社科院后评了研究员职称,当了学术专著的第一作者,名利双收。当地启动事业单位体制改革,对社科院实施“断奶计划”,取消科研经费财政拨款,人员经费第一年减拨40%。这位党组书记给科研人员讲道理做工作,说现在是社科院的最好机遇。不久却传出消息:该书记平调回机关。全院一片哗然,他们对记者说,关键时刻,党组书记不跟大家同舟共济,而是临阵脱逃,把群众丢下海,自己轻舟前进。

  因此,专家们建议,当前必须营造干部率先承担改革成本,与人民群众同舟共济、共闯改革难关的舆论氛围。

  ——大力倡导人文关怀,决策要摆脱单纯的利益导向,建立价值观导向。近三十年的效率优先原则,在执行中的人文关怀、政策配套不足,导致单位内部竞争压力无法化解。机关、企事业单位对中层以下干部和职工,动不动就搞“全体起立”、重新竞争上岗,使单位内部弥漫着人人自危的情绪。

  江苏省信访局局长王庆元说,当前一对十分重要的社会矛盾,是改革决策者与被改革者之间的矛盾。近年新提拔的一些年轻干部,对每一项改革措施出台给不同群体带来的利益损害和心理冲击,预见性不足。注重培养选拔善待群众、善待下属的干部,需要制度保障。

  王庆元说,在改革攻坚阶段,尤其要重视做人的思想工作,往往一句暖心窝的话就能解决一个思想上的疙瘩。当前要提高基层干部在经济手段之外解决社会矛盾、化解社会情绪的能力,领导干部首先要学会人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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