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脸红的穷人银行家来了———这是国内许多媒体报道尤努斯博士访华时用的新闻标题，这位伟大的银行家因倡导“只贷钱给穷人”的小额信贷业务在全球帮助了数百万人口脱贫，而成为今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据报道，值尤博士访问中国之际，中国银监会的有关负责人表示，正在研究小额信贷是否引入孟加拉国模式，研究如何把它引进到中国变为一种比较有效的金融形式。北京大学也锦上添花，聘尤努斯为北大名誉教授。
银监会研究尤努斯向穷人贷款的小额信贷模式，北大以名誉教授称号向穷人银行家表达尊敬，这当然是一种好现象，起码通过关注尤努斯表达了一种对穷人的关爱和反贫困的专注，这也是公众所期待的———但总感觉这种异常关注中透着一股世故和浮躁的味道：我们的银行和大学，是因为“诺贝尔奖得主”这一符号才研究和尊重尤努斯，还是因为他的扶贫事业；是浮躁的“政策追星”和“学术追星”，还是真正折服于一种关爱穷人的人文情怀？
凭着对中国银行和大学的理解，如今对尤努斯的“特别关注”，很可能只是看中其获得诺贝尔奖，只是浮躁的政策和学术追星。
如果中国银监会真有为穷人办银行的价值取向，为何到今天尤努斯获得了诺奖才开始研究他和他的孟加拉国模式，而不是在诺奖之前。要知道，尤努斯从1976年就开始向穷人小额贷款，90年代初其扶贫的孟加拉国经验已非常闻名，中国银监会怎么到其获奖才开始研究。最重要的是，我们是一个官员“特别好学”的国度，这从其经常出国考察可以看出，各个领域各级官员都特别喜欢到国外去考察先进经验，以至连南斯拉夫的奶牛都认识中国官员了———银行领域在“考察先进经验”上就更擅长了，这从其“言必称国际惯例”可以看出。既然经常出国考察，对国际经验如此熟悉，为何到今天才开始研究尤努斯和他“穷人比富人更有信用”的贷款扶贫模式？
很显然，不是出国考察没看到，而是因为骨子里的“嫌贫爱富”使他们接受国际经验时的态度是选择性的，考察时只选择那些“嫌贫爱富”的经验。这种“嫌贫爱富”使他们眼中只有那10%的富人，只为他们提供优质服务，只想着把穷人的钱集聚起来贷给他们，甚至助学贷款都舍不得掏钱。如此嫌贫爱富，眼中怎么会有“对穷人贷款免息、免担保”的尤努斯孟加拉国模式。
如今所以突然对尤努斯和孟加拉国模式感兴趣，不过是盯着“诺贝尔奖”这个名号罢了。一方面只是浮躁的政策追星，缺乏关爱穷人的政策主见，什么“流行”跟进什么，研究获得诺奖的东西会显得自己很“与时俱进”。另一方面只为应付尤努斯获奖后舆论“为何不学尤努斯”的批评。实际上，只要“嫌贫爱富”的体制惯性不改，“研究孟加拉国模式”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让如今中国的银行像尤努斯那样对穷人免息、免担保贷款，等于割他们的肉。
北大授予尤努斯名誉教授也有这种浮躁而世故的追星意味：我们从来只看到北大不断给诺贝尔奖得主颁荣誉称号，从未见到过北大颁过荣誉教授称号的哪个教授获得过诺贝尔奖。正是这种世故而浮躁的价值倾向，使我们这个国度一直远离诺贝尔奖。
曹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