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人事厅下发了《安徽省新闻系列专业技术资格评审标准条件（试行）》，在高级记者、编辑职称评定能力条件栏中，增添了一项内容，“每年在中央主要新闻媒体刊播正面宣传报道安徽的稿件不少于三篇，其中专职从事向中央主要新闻媒体供稿的，每年不少于30篇。”横空出现的“正面报道”关，难住了一些在基层党报工作的老记者。人们的疑问，还来自于对正面报道的理解。（10月26日《南方周末》）
在职称评定呈现纷纷乱象、权力大小常常与职称高低成正比的背景下，设定相应的门槛严格把关是必要的。但将“正面报道”作为评职称的门槛，却实在是值得商榷。
新闻工作者的职称，代表着其新闻业务能力的水平，而“正面报道”真的如安徽省人事厅负责此项工作的某官员所认为的——“更考验能力”吗？某些所谓的“正面报道”，通常只是根据某些领导的尺子量出来的，正如该官员所说，“地方重大成绩、活动、地方名人皆是好题材，就是不要尽找问题批评”，可在公众眼里，那些只不过是些“歌德”的文字。真正有分量的、体现记者水平的、显示记者社会责任感的往往不是那些“正面报道”，而是批评报道、进行舆论监督的稿件。谁擅长写“正面报道”，谁才可能获评高级职称，舍本而逐末，不亦荒唐乎？
报道是否“正面”，那要看站在谁的立场上、站在哪个角度看。站在某些领导的立场上，批评报道也许会被认为是给地方抹黑，影响自己的政绩，所以就是负面的，是要极力减少和杜绝的；而站在公众的立场上，批评报道却往往被认为是对违法行为、不良现象的监督和纠正，是有利于社会的整体利益的，所以就是正面的，是不可或缺的。而新闻史则已然证明，那些在史册上留下痕迹的，更多的是那些勇于监督、敢说真话、直指阴暗的报道，而这些文字之所以熠熠生辉，就是因为它们是被人们所肯定和认同的，是正面的，而决不是负面的。既然如此，那么以“歌德”稿件数量的多少作为评职称的门槛，其合理性体现在何处呢？
这一规定所想达到的目的，无非是引导当地记者在中央媒体多发“正面报道”，而少发甚至是不要发“负面报道”，大力宣扬成绩，粉饰太平，让世人更多地看到安徽光鲜的一面。不过，当地有关方面当然是不会坦然承认的，上述那位官员就表示，此举符合中央关于加强舆论导向的要求，也符合安徽省情。这话听起来很冠冕，但却委实经不住推敲。
加强舆论导向，难道就是多发所谓的“正面报道”来歌功颂德吗？谁又能说进行舆论监督就背离正确的舆论导向？这样的理解自然是偏颇的。对于舆论监督，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工作的意见》将其定性为社会发展的要求、新闻工作的职责、人民群众的愿望、党和政府改进工作的手段，并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重视舆论监督工作，支持新闻媒体的采访活动，为采访报道提供方便，不得干涉舆论监督。国家需要，人民需要，而且不可须臾缺少，这显然说明加强舆论监督是“正面”的，是合乎加强舆论导向的要求的。
而至于安徽的省情，其是更需要所谓的“正面报道”还是舆论监督呢？大约是后者。近年来，安徽腐败高发，原副省长王怀忠、原省委副书记王昭耀、原副省长何闽旭相继落马，一批地厅级官员被查处，这充分说明当地会舆论监督的力度不是大了，而是太小了，需要进一步加强。一方面腐败高发，另一方面却弄一些“正面报道”来涂脂抹粉，并不见得会提升所谓的形象，反倒是加大批评与自我批评，鼓励和支持舆论监督更可能赢得人心。
“正面报道”成评职称门槛恰恰是一种导向之失，而不是什么加强舆论导向，应该立即叫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