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仕春
关于制定财产申报法的议案，全国人大内司委认为，中央一系列相关重大举措的落实以及《公务员法》的颁布实施，为完善我国财产收入申报制度起到了促进作用。现阶段应在实践中进一步总结经验并不断完善相关制度，积累立法经验，待条件成熟时，再研究财产申报的立法问题。（《中国青年报》11月1日）
官员财产申报立法，其实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从1995年中央发布《关于党政机关县（处）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到2004年闹得沸沸扬扬的“妞妞事件”，都涉及此问题。
我们总在抱怨官员的收入是个“无底黑洞”，官员腐败总是屡禁不止。比如，几年前沈阳的“慕马大案”，面对穿金戴银的沈阳市委书记慕绥新，还是香港的一位记者“不识时务”一语道破了天机。再比如，因涉嫌挪用公款累计约1．1亿元，其中有9000多万元被赌博输光的原广东省东莞市塘厦镇镇长李为民，在法庭上自信地说，相信自己所有财产，能够还清这笔欠款。为什么一个镇长，一个每月仅数千元工资收入的基层科级干部，挪用并输光9000多万元公款后，还能用家产还清？治理官员腐败，财产申报是最好的方式之一。
在法治国家，权力与权利总是此消彼长的。官员拥有权力，就必须以让度部分公民权利为代价。任何人一旦掌握公共权力、拥有了利用权力为己牟利的机会，他就必须将自己的隐私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而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并不是为了获得有关官员私产的真实数据，而是为了让公众与反腐机构，更容易对官员权力实施监督。
至于说立法条件，从技术操作层面看，当初计划生育、高考等制度的实行，同样困难重重，但在强势推进下，这些制度早已成了共识。从时间层面看，姑且不谈1978年美国就通过了《政府行为道德法》，明确规定官员均需申报财产；也不谈20世纪七八十年代，泰国、墨西哥、新加坡、韩国、俄罗斯、尼日利亚等国，都不约而同实施了财产申报制度；仅以香港特别行政区为例，自回归以来，就开始实行公务员申报利益制度，特区政府高级官员无论“贫富”，资产都被详细披露，供市民查阅。前财政司长梁锦松，就因为在买车问题上被指责有利益冲突的嫌疑，招致媒体的质疑和批评，最终辞职。
当然，立法需要慎之又慎。作为一介布衣，我只能盼望财产申报立法的条件尽早成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