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清华大学副教授周榕指责房地产商缺乏公共道德，引来争论不休。有人说，痛斥房产商是把“经济问题政治化”，也有人说，房地产本身便是政治问题，怎么不能理直气壮谈道德？
放宽视野：某省要提高医疗价格，用以技养医实现医院收支平衡，批评者认为这“无视人民利益”；有教育工作者说目前教育收费是高了点，但比起大学运行成本还不算高，
结果被骂个狗血淋头。还有银行该不该收查询费，石油公司、水电公司能不能涨价，此类争论似乎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争论本是公民权利彰显的好事，但眼看火药味愈重，“口水”漫天飞，却发现很多争论已然变味：尽管大家用的都是“权利”、“自由”之类字眼，但由于立论角度不同，实际上是鸡同鸭讲，各说各话，遑论共识？
大家各有道理：院长、校长、开发商都要把自身生存当作“经济”问题考量，在“财政紧张”或“投资不足”等理由下，当然要涨涨价，“我们也要吃饭嘛！”对立方则认为，你们背靠公共资源，就应该先讲“公益性”，怎么能置老百姓于不顾？“老百姓也要吃饭嘛！”
所有问题都可以归于一点：那就是学校、医院、开发商，并非完全市场体制下那样“公私责权”泾渭分明，多数是“公私同体”，而社会改革还没有很好地划清“公利”与“私利”的界限。这样的背景下，讲到权利就说公共性，讲到义务就谈自己的“自负盈亏”。一方高谈的是作为个别单位的生存，另一方阔论的是作为集体单位的公益责任，哪里找共识？
公立医院当然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但目前大多数医院由于财政投入不足，在经营过程中往往更看重经济效益，甚至直接运用商业化手段，造成群众“看病难、看病贵”。诱发“上不起学”问题的逻辑如出一辙。作为企业的房产商，原本其“公益责任”应该是最低的，但由于其所用土地是与公共部门交易的结果，其间有着太多不透明的东西，以至于常被套上“原罪”———你强调作为企业“追求利益最大化”，反对者看到的是你占着“公共资源”大把赚钱，因此你就该接受“公共道义”的批判。
从要“自负盈亏”的角度，住房、医疗等貌似经济问题；从与公共资源的关系角度，俨然又是政治问题。但从全局发展的角度，这无疑是一个关涉民生的政治经济学问题。两分法在这里并不合适。
对于发展中的问题，有些可以搁置、不争论，但涉及到公利私利的部分，必须“权责清晰”。当务之急是政府要把自己的责任、公立机构的责任界定清楚，不能允许“公私同体”的继续存在。任其延续，只会如孙立平先生所言，加重社会的失衡。在“公私同体”的语境之下，对民生话题的争论只会在各说各话的情况下加重着社会观念的断裂，瓦解着改革尚存的共识，却难以争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结果。毕书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