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4日下午，深圳广电集团演播厅。继去年金庸、二月河对谈之后，本届读书月“读书论坛”再次举办名家对谈专场“在历史的天空下”，历史学家阎崇年、历史小说家唐浩明就眼下读者关注的清史问题展开了精彩对谈。(11月5日，《深圳商报》)
阎崇年进入公众视野得益于央视“百家讲坛”，他主讲的《正说清朝十二帝》中规中矩，虽乏易中天被观众追捧的热度，但也绝少圈内人士的指责，很好地做到了雅俗共赏和
精英草根恰当的平衡。唐浩明是岳麓书社“老牌编辑”，又是湖南省作协主席，是学者、历史学家身兼的人物，本人却喜欢历史小说。12年前，唐浩明因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拉开了华夏大地“历史小说热”的序幕，继而完成《杨度》、《张之洞》构成其“晚清三部曲”，同时主持编纂了《曾国藩全集》。
明眼人不难看出，阎唐两位在文化上是有交集的，那就是共同耕耘的清史平台。阎崇年是将浩繁的清史以史家的严谨构建成纵横正说的坐标系，简化了公众读史的艰涩，给予公众的是重要事件和人物构成的清晰的历史经纬脉络，让人基本了解那段并不遥远的历史。唐浩明则选撷晚清的风云人物为传，将流逝的历史艺术化再现，给予现代人历史启蒙的前提下予以故事的招引。因而，前者的正说是对历史事实的提纲挈领，后者是将历史事件和人物艺术化。
两人同聚鹏城，在“历史的天空下”展现的是文史的和合交融，给予公众对清史和著名的清史人物有更透彻、更丰满的了解。实际上也确实如此，两人现场应和自如，“清史多少人物事，皆付阎唐笑谈中”，公众则是在笑看中体验到历史学家的严谨和历史小说家的智慧。如阎崇年对于康熙收复台湾的更正，如唐浩明对于太史公的尊崇；如唐浩明对曾国藩的解读，如阎崇年对袁崇焕的热爱等等。这种别开生面的文史对谈让公众在轻松中重拾历史故事，并潜移默化地感悟到了历史人物的成败得失给予今人的经验教训。
窃以为，这种文史对谈的形式较之“百家讲坛”效果更好。因为前者是多维的，视角是多层面的，给予公众的信息是丰满的。而后者是单向的填鸭式的。更为重要的是，文史名家对谈，也给予了台上台下互动交流的机会，远比电视时间和空间限制要开放得多。而且，从阎唐对讲的形式看，实际上是以“真人秀”的现场模式恢复了中国历史“文史不分家”的传统。可以设想，如果鹏城单请阎崇年“正说清史”，现场的生机和趣味要少了许多；同样，唐浩明以小说家解读曾国藩等，公众会有是否属实的疑问。两人同台对谈，文史的“雅”与“信”和谐交融，公众获取的文化信息是更全面的。
如果说“百家讲坛”实现了对公众的文化启蒙，深圳读书论坛的“对谈”模式则是大众文化传播的深化。对专家和学者而言，术业有专攻，不可能都是“万事通”的杂家；对公众而言，对于精神食粮的渴望和文化产品的吸纳则是全方位的；对于大众传统或某些组织机构而言，则是为专家学者和公众提供一个“联通”的管道或平台，将文化的曲高和寡或精英本性疏通和还原为大众文化产品。如果说央视“百家讲坛”还处于功利性操作的媒体策划，鹏城则为专家和公众提供了系统、包容和更为广延的文化交流空间。深圳的做法值得全国各地推广。
尤为进者，这也是深圳读书论坛的文化延伸。这个论坛举办6年来，逐渐深化到市民与名家对谈的文化交流。和媒体策划的穿着文化马甲的大众娱乐流不同的是，这是公权有意识引导下的提升深圳城市人文气质的文化深耕。有趣的是，阎崇年在电视讲坛上博得的粉丝追捧充满了大众娱乐元素，即理查德·汉密尔顿所认为的具有“流行(为大量受众而存在)、转瞬即逝、唾手可得、成本低廉、大量生产、主要以年轻人为诉求对象、诙谐而带点诘慧等足以带来大笔生意的特质”。但是到了深圳，他和唐浩明对谈的文史接轨，则延续了深圳读书论坛文化隽永的品性。
可见，只要提供合适的舞台，同样的专家就可以实现由“可怜而贫困的美学产品”(霍克海默)到群众喜闻乐见文化产品的转变。
